9月24日，浙江嘉兴老板章华超亲自坐镇电脑屏幕前——这是决定他的“沪乐电气”和另外5家企业是否会停产的关键一刻。章华超需要和其他5家企业一起抢拍排污指标。不过，和这些企业的需求相比，能够购买的指标太少。
章华超发起牢骚：“这么大的供求矛盾，是要逼一半企业停产吗?”他没说两句，就接到下属的请示电话，又匆忙赶回拍卖现场。作为全国首批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省，浙江省累计交易总金额占全国三分之二以上。为激活市场，浙江在全国率先试水了排污权抵押贷款、排污权租赁机制、排污权网络电子拍卖等机制。
而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则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时间表，到2017年底基本建立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
但记者在浙江省嘉兴市调研期间发现，受日趋严格的环境准入、环保监管影响，企业分配到的排污权指标愈发紧俏。交易市场上的排污权供需缺口超过五成，部分地区出现企业囤积上百吨排污权现象，单笔拍卖价一度出现“黄金价”。当地政府正通过缩短排污权使用期限、排污权闲置超三年强制回购、投放排污权储备量等方式增加供应、平抑价格，但行政干预本身的可行性仍有待观察。
拍出“黄金价”
过了正午饭点，章华超仍和下属们在抢点竞拍按钮，“沪乐电气”还有最后0.09吨COD(化学需氧量)的缺口。这些排污权指标被分成0.04吨到0.5吨不等的10多款份额，挂在南湖区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建立的网拍平台上，起拍价8万元/吨，前几年竟一度抢拍出165万元/吨的“黄金价”。
“黄金、土地都看得见、摸得着，排污权是什么东西?”几年前，嘉兴当地有企业主表示不解。
中央财经大学环境金融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朱家贤解释说，排污权交易是指政府限制一个时期内、特定区域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在这个“大帽子”下面，向排污企业分配排污配额(如一年多少吨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并允许上述企业将自身富余配额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易。
这一机制分为两个层面：一级市场是由政府主导，向企业分配初始的排污配额;二级市场是排污企业之间买卖排污配额。
2012年3月，嘉兴市南湖区在全国首创排污权网络电子拍卖机制，截至目前，成交金额达107.6万元，单个标的最多竞价次数达128次，平均竞标次数达55次，比传统现场拍卖的平均竞价次数提高了120%。所有大于0.5吨的排污权需求，企业都要通过网拍获得。
中国排污权交易看浙江，浙江排污权交易看嘉兴。截至2014年上半年，浙江省累计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9573笔，缴纳有偿使用费17.25亿元，排污权交易3863笔，交易额7.73亿元——总金额占全国三分之二以上。而嘉兴企业间交易笔数占全省84.34%，交易金额占全省92.39%。
章华超竞拍当天，需购方要买12.77吨COD，但市场上能卖的指标只有4.942吨。章华超发起牢骚：“这么大的供求矛盾，是要逼一半企业停产吗?”
公开数据显示，不只是南湖区，在嘉兴市级层面，2014年上半年参与排污权交易的明细中，仅有7家企业参与指标申购，工业用途的化学需氧量指标申购13.4281吨/年;但仅有1家企业参与指标出让，出让量仅为4.15吨/年，两者缺口达到9.28吨/年，缺口率超过60%。
尽管南湖区地处嘉兴市中心，早已从“引资”转向“选资”，嘉兴市拍卖行业协会秘书长张长煜还是略感担忧，排污权指标价格畸高，会导致外地企业放弃在本地落地，本地资本也容易出现非理性撤离，而留下来的企业会将排污成本转嫁到出厂产品，从而削弱自身的市场竞争力。“我们就是要倒逼高排放企业‘看菜吃饭’。比如国土局只向某个企业出让10亩地，这个企业还会按照20亩地去设计图纸吗?”嘉兴市环保局污染总量控制处处长张杰对此回应说，当前环境质量已经比较严峻，这些企业要做好长期“过紧日子”的心理准备。据他介绍，嘉兴市去年力推印染、造纸、制革、化工四大高排放行业整治，实现COD排放量在2010年基础上减少30%以上，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排污权交易这一市场化减排机制的倒逼。
企业“囤货”待用
如此稀缺的环境资源要素，浙商们大多想占为己有。
嘉兴市秀洲区红河镇一家印染企业负责人费达(化名)告诉媒体记者，今年4月，他刚刚将并购后的5家印染企业和本企业合并财务报表。其中一家只占5亩8分地的乡镇企业，他花了1700多万才买下来，“就是为了买下13.89吨的COD排污权指标，现在1吨COD已经卖到25万了”。据费达介绍，在生产旺季，当地羊毛衫厂的COD排污权指标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缺口。
“前几年，为了吸引老企业申购排污权指标，我们大力宣传‘有升值空间’，现在有些后悔了。”浙江某市环保局排污权交易中心负责人吴娇(化名)苦笑说。
2010年7月1日起，该市实施初始排污权有偿使用工作。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再加上是一次性买断20年指标的“捆绑销售”，为提高已有项目(即存量)所在企业的申购积极性，当地政府按申购时间予以阶梯式价格优惠，“越早申购越划算”，最高可以获得下浮40%的优惠幅度，往后每季度费率上浮0.05个百分点。截至目前，全市初始排污权有偿使用率达到92%。
“企业最低六折获得初始排污权，又能被政府原价回购或者在企业之间高价转让，这就形成了一个套利空间。”吴娇说，排污权价格预期仍将持续走高，少数资金充足的浙商就开始囤积排污权。
跟“囤地”“囤房”不同，张杰强调，在市级层面，企业从二级市场上购进排污权指标需要经过环保部门审核，交易门槛包括企业有新上马的实体项目且环评获得批复;买下来后，因环评报告预测不准确而暂时闲置的排污权指标，也无法用于二级市场“低买高卖”，仅限本企业使用。这意味着，一个企业只有上马治污工程、实现减排效益，才能把指标余量用于二级市场交易。
并非没有例外。嘉兴市南湖区一家印染企业负责人证实，当地另一家印染企业在购进300吨排污权指标后，仅使用了100多吨，富余100多吨为日后上马新(改、扩)建项目预留空间。“我们缺指标时，别人都不肯卖给我们。有的是不差钱、不急着卖;有的是因为同行竞争，就想看我们延迟交货，客源流失。”该负责人说。
为防止高排放企业囤积居奇，嘉兴市调整了企业的排污权有效期限，从20年缩短为5年。嘉兴市环保局污染总量控制处副处长曹艳则表示，嘉兴市正在修订排污权交易管理办法，未来将核查频率从五年一核提高到一年一核。与此同时，嘉兴市拟规定，排污权指标闲置期超过三年的，其闲置的排污权指标由政府回购。
在供需矛盾短期内难以扭转的情况下，嘉兴平湖还在探索COD排污权指标租赁工作。该指标仅限本年度内使用，采用政府指导价(0.8万元/吨)下的市场化定价。曹艳介绍说，此举一方面满足了承租方对排污指标的短期需求，解决企业生产中出现的临时性困难;另一方面有利于盘活闲置的排污权指标，也保证出租方对指标的长期稳定持有。截至2014年7月，平湖市累计租赁23笔，COD租赁352.036吨，租赁金额54.90万元。
政府入市干预
实际上，根据嘉兴市规定，从储备交易中心获得排污权的企业如发生关闭、破产、迁出嘉兴市行政辖区等情况，其排污权由市环保局设立的储备交易中心按出让价收购——这部分储备指标可用于平抑高企的排污权价格。另从浙江、江苏多位省级环保官员处证实，各地市排污权储备中心还拥有排污权的“发行权”。
正常情况下，如果一家企业斥资2000万元上马了先进膜处理工程，实现COD减排10吨，如果二级市场价格高于200万元/吨，企业仍然有盈利空间，就愿意持续提高环保水平。但其中一名官员说，省一级没法控制各地市每年新批多少工业建设项目。于是当地有企业抱怨，一开始预期到排污权指标有升值空间，为腾出更多的指标余量，就上马了激进的膜处理工程，结果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突然新“发行”100吨排污权指标。这样一来，新上项目不需要从二级市场买排污权指标了，这家企业手上的排污权也“贬值”了。
华东地区并非特例。2007年起，中国开始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现有十余个省份作为国家级试点单位。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日前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在试点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包括对市场手段不熟悉，习惯于用行政命令的办法。
上述江浙两地环保官员解释说，分管环保的副市长排在分管经济的副市长后面，没有市委市政府一把手点头，谁都不敢随便限制新批项目所占排污权指标，生怕被扣上一顶阻碍经济发展的“大帽子”。而一些重点项目本来就是“一把手工程”，环保局长必须苦口婆心地向市长、书记说清楚，当地已经没有环境容量了，上不了新项目。
为破解这一难题，明年元旦起，浙江省环保厅将对各市下达年度排污权指标，各市则对所辖县(市、区)下达年度排污权指标，在全国率先建立排污权指标基本账户制度。
浙江省环保厅一名知情人士对此表示，该账户就像一本列明排污权“收支”的存折，排污权指标从此要像用地指标一样严格管理，每个地市每年从省里获得的新增排污权指标一旦用完，各地市要么不再发展重污染企业，要么通过把原有的重污染企业关停实现回购排污权并有偿出让用于新项目。
上述知情人士说：“今后，地方政府就算手中有排污权的储备指标，也不允许随便放出来，更不允许像印钞票一样随意‘发行’——这会造成‘通货膨胀’、‘钞票’贬值，不利于提高企业的排污成本。”
在此之前，浙江省绍兴市已先行试点县级政府储备排污权基本账户制度，遵循“一般项目靠挖潜、有限指标保重点”原则。绍兴市环保局副局长张荣社介绍，政府储备排污权账户原则上不得透支，指标用完后本区域将自动进入环评限批。
原标题：排污权指标供求悬殊浙江探索“基本账户”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