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怎么啃骨头，破解非常之局、非常之策，绝对不是技术层面就可以把握的。还有其他的方面，环境产业、循环经济发展。
“2016中国环保产业高峰论坛”特邀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做主旨演讲，与环保界同仁分享了他的观点。
以下内容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尊敬的在座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各位业界的朋友，大家好！
我想从最高决策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谈一下我自己的认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八大之后，新一代领导集体人事安排基本到位以后，一系列大政方针陆续清晰化，体现为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关于全面改革部署顶层规划、全面依法治国和系统化地提出发展新理念表述之上，同时又有中国经济明显经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新的阶段转换，必须在认识和适应新常态的同时还要引领新常态。
我们注意到在五中全会之后，有了“以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引领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落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共向发展”这样的发展新理念系统化表述，之后，在中央财政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专门就供给侧机构性改革讲了一段话，第一次在逻辑上把供给侧改革做了表述，一共五句话。
第一句说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要怎样，所谓适度扩大总需求，讲的是需求侧，这句话表明，现在决策层对供给侧的重视和强调，并不是否定需求的意义和作用，并不是否定要在需求侧进一步优化需求管理。
但是话锋一转，第二句和第三句讲的我们着力加强什么，这就是经济学所说的供需互动中另外一个角度的供给侧。首先着力要落在供给侧的改革上，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听到有朋友说，感觉听起来概念比较陌生，另外有点学究气。我觉得这方面大家应该有这么一个理解，现在的决策层是有意把自己的决策和政策设计，放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作为支撑的这样的框架下，是带有学术语言的风格。
这句话首先落在改革上，其实是大家早已耳熟能详的概念，它表明了供给侧的发力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全新的东西，它在邓小平当年确定改革开放大政方针，通过三步走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轨道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我们仍然要解决的是作为龙头的制度供给这个改革问题，改革在当下进入了深水区，要真正在问题导向下解决怎么攻坚克难的问题，这也是十八大以后总书记强调的现代化关键一招。总理说最大红利之所在，落在改革上，它是在原来的轨道上进一步强调，把供给侧直接表述在语言里，看起来有学术的色彩，但是是严谨的，供给侧首先要抓制度供给问题，中国要完成经济社会转轨就要完成邓小平说的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制度怎么适应现代化客观要求的问题。讲供给侧，跟着的结构性，又是学理支撑下，特别强调讲改革和制度供给，必然要触及复杂的利益格局怎么调整的问题，制度结构怎么合理化的问题，换句话就是总书记说的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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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句话把这个用三个定义连在一起，落在改革上，推到第三句话，要以改革带动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要把供给侧各种各样的要素合在一起，形成全面和长远的系统工程。第三句话可以回应网上的议论，所谓中国现在要照搬美国的里根经济学和供给学派的主张，第三句话已经说清楚了，我们的视野要比供给学派宏大的多，总书记后来专门强调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形成的认识，说落到供给侧表述上和里根经济学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我的理解所谓不是一回事并不是毫无关联，我们要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供给学派里面的积极因素，那时候只是在市场经济相对成熟情况下，更强调以减税为主释放微观主体的活力。
里根经济学更多地体现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的取向，中国在创新中，供给侧发力，现在要抓的是全面通盘的把握，而且这种全面把握，一定要从眼下推进到全面小康，全面小康怎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再怎么对接整个中国的发展，需通盘把握。这样的系统工程和美国人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这个事情总书记也特别强调了，我们也有别于新自由主义的取向。
所谓改革要促进发展，第四句话强调的是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这也不是全新的问题，是在胡锦涛同志任总书记期间我们已经明确表达出来了，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科学发展是硬道理，现在强调可持续性，当然又是一脉相承，要解决不可持续性的问题，包括咱们讨论的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形成如此严重的制约，雾霾频频袭击我们京津冀，有的时候大半个中国，我们除了大气污染之外，水流污染等等这些污染，已经进一步推进到影响全社会食品安全问题，实际上隐含着怎么样能够可持续发展，非常严峻的全面性挑战的问题。
要实现可持续性，第四句话直接联系到动力体系的问题，可持续发展要解决的是中国动力体系转型升级的问题，也是刘鹤主任在长三角、珠三角调研的时候已经给出口风的概念。我们在学理上分析，要很清晰的把过去需求管理强调的需求侧三架马车机制的局限性加以突破，一定要从需求侧看到动力产生以后怎么传导，怎么在传导中让它能够更合理地调用活力，能支持我们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体系，一定要解决供给侧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好整个动力体系的动力机制，以可持续的方式支持科学发展的问题。这种对动力体系完整认知和把握，要密切联系，我们要有自己新的认识。我们专门讨论怎么突破三架马车认识的局限性，保留它的结构化合理的逻辑，把这个逻辑一直展开到供给侧，一直走到对于整个问题的完整认知和把握。供给侧的五大要素，怎么样在各领风骚的认识前提下，在优化组合方面推陈出新。
最后一句话，所有的这些要求都落在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上，解决什么问题？我认为就是要解决邓小平三步走现代化战略的理念，必然包含了怎么样从追赶到赶超后来居上超常规发展的过程，要把握好对接伟大民族复兴。三步走现代化过程中已经实现了，这就是超常规发展，中国已经在工业革命以后明显落伍了，你要改变落后的状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只有紧紧抓住可持续超常规发展战略，就是后来居上，赶超战略。赶超战略掌握不好可能出偏差，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可能出偏差，我们只拘泥于所谓的比较优势战略，那是不可能真正完成现代化的过程的。
这种生产力整体跃升式的发展就表现出超常规，暗含我们各级政府设计自己的发展战略的时候，内涵的追求。到了地方政府层面，直言不讳，直接把超常规发展，弯道超车的发展，表述在区域发展战略里面。中国现在是波浪中，一个一个台阶往上走，能做的更快一些为什么不快一些。这种超常规发展要吸取过去的教训，我们再也不可错失机遇。现在供给侧发力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延续这个过程，要使我们在新的阶段里的追求，增长速度虽然下降，但是要落在一个增长质量提升的升级版的中高速增长的平台上面，总体的发展仍然是超常规的，一个一个台阶往上整体跃升，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梦的实现。
显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在成为战略方针是中央决策层谋定而后动的，我们努力给科学决策提供参考意见。设计的内容性非常广泛，我们强调必须突破主流经济学原来不对称，原来的局限性这些不足要认识到。结合到现实，一定要认识到中国要在发展过程中，对于动力体系做完整的把握，而寻求守正出奇，以治理创新打开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空间，反过来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对制度供给的倒逼。供给侧的改革核心内涵一定要把握在市场化取向轨道攻坚克难，解放生产力的核心内涵上。
相关的很多分析，今天就没有时间展开了，比如说供给侧复杂的结构问题是不得不面对的，过去需求管理，政府做到国家干预下总量型和反周期，似乎周围的职能就可以了，现在不行了政府除了反周期之外，还必须在理论框架上，所谓不完全竞争的前提之下，对于现实生活中，提供出来的，有助于结构优化的政策问题，比如说环保生态这个视角上，明显需要政策供给，处理结构化的问题，要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政府要在反周期之外，在结构优化和政策供给之外，针对实际生活里转轨提供出使市场充分发挥优胜劣汰的制度供给，这就是最难的。冲破利益固化藩篱，怎么使中国的改革在深水区啃硬骨头。
在我们形成完善供给侧环境和机制，激发微观主体的潜力和活力，在这个视角下谈一下和环境密切相关的中国基本国情制约形成的非常之局，以及怎样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非常之局的基本看法。五中全会之前，接到中财办命题报告，要提交我们的认识，当时的题目就是完善供给侧环境与机制激发微观主体潜力与活力。当时我们就意识到，中央决策层在供给侧方面的认识已经清晰形成了，需要我们作为研究者提供一些参考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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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样的思路重视供给侧，要落在中国现在总量七千万的市场主体，他们的潜力怎么释放，这个动力体系怎么打造。面对精准扶贫，区域协调发展，京津冀一体化，以及我们科技创新，比如说前些年的发展规划里面十六个发展规划，都是点对点，结构优化的特定的供给管理的设计和方案的实施。
这些事情抓好了，我们特别强调第二个层面，从全局来看，中国的基本国情形成的特定的约束条件必须正面看待，我们要放眼整个人类社会，接受一切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掌握市场取向，市场经济发展中间的规律，必须要认识适应尊重乃至敬畏市场。另外一方面，必须跟上成功的创新出奇。不要以为中国市场经济已有经验拿过来，我们照着这样实施就可以一路现代化了，没有那么简单的事。中国必须经受考验，实现成功的创新，来出奇制胜，克服我们特定国情条件的制约，特定的挑战和压力。
我们在三大国情条件下，胡焕庸线、半壁压强型上的三重叠加，巨大的能源、资源耗费。在上个世纪30年代，胡焕庸教授提出的胡焕庸线，这个线45度，右下方的国土大概是中国版图的三分之一多一点，当年是36%，人口是当时中国差不多4亿人的96%，一个国家绝大多数的国民就生活在右下方。这么七八十年过去了，这个格局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有多少变动因素在里面？现在基本情况，最新的统计，国境线有一些调整，40%左右，三分之一国土多一些，中国的人口数差不多14亿。现在我们常住人口94%就在右边。现在的流动人口的压力，把整个人口压力合在一起，东南半壁，整个人口实际的比重不会比当年的96%低。人口大国的人口规模是上数量级的。十多亿人在三分之一多一点东南半壁，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资源能源的耗费，又不能和当年放在一个水平上考虑。
这样的资源环境方面的半壁压强型基本情况，又叠加了两重，经济起飞带来的这几十年的粗放发展造成的资源、能源耗费方面、污染因素的累积，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80年代的时候就在讲，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加快方式转变，但是不可避免的出现的是一个粗放型经济发展过程，现在我们努力让它集约。粗放发展造成环境压力、资源不可持续的压力，我们中国整个的发展重走过去想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先污染已经成定局。普遍的污染从风、气、水流、土壤、食品安全危机因素已经形成了。
第三重，从前些年发展到现在的发展，以及到未来的发展来看，中国基础能源以煤为主无法改变。原来试想能源结构怎么优化，但是我们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不能改变的。大家都离不开电，89%是煤烧出来的火电，核电、水电努力发展中，这些年实际供电比重份额是下降的。我们这些年努力发展的风电、太阳能电基数很低，增长率很高，但是现在看起来合在一起只占整个电力供应的3个点左右，它撑不起大梁，但是还要努力发展。现在能不能进口能源、天然气替代煤，不可能了。以煤为主已成定局，中国贫油国的帽子又戴起来了。大庆油田开挖以后，我们把贫油的帽子扔到大西洋了。
三重叠加之下，这样的非常之局必须找到理性供给管理非常之策，通盘方案的设计，要凝聚整个民族的智慧，以及要引进国外一切可以引进的外部专家的聪明才智，形成一个真正在未来整个中国发展中支持我们走出可持续发展之路的理性供给管理方案。
也有研究者说你说的是不是太过了，你说人口密度形成的压力，但是美国、日本也有。但是我说确实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和美国差不多版图差不多一样，但是美国的人口规模只是中国的零头3亿人，我们差不多14亿人。日本也有像东京、大阪这样人口密集都市圈，但是整个人口一亿出头，完全不是我们东南半壁三分之一的土地十多亿人，形成的资源和环境，对实际承载力的压力。
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下这三重叠加有什么对应的要领。比如说半壁压强型基本格局，它已经体现了一种继成实施，我们无力做多大的改变，你看到的大趋势有可能把人口更多的向另外一半转移吗？看不出可操作性。包括现在整个西部孔雀东南飞代表的人力资本，往东南半壁寻找，在未来很长时间段不可逆转，包括东北人才也往下方转移。这种客观的因素形成的压力，可能没有多少空间让我们扭转、改变了。
第二重粗放型的特征能不能改变？这是我们这些年一直致力于改变的，但是它是一个慢变量，我们希望慢变量加快，希望在发展过程当中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但是这个也不可能很快见效。
第三重，整个能源结构，基础能源结构以煤为主，怎么找到更有效的对策，这是我们在非常之策可塑性可以发挥作用的视角。煤在中国使用里面，除了提供差不多80%的电力以外，还要提供我们社会生活里面供暖，以后中国黄河长江以南，实际供暖的需求会被激活，这些年已经在讨论，原来设定的北方有暖气，南方不设暖气，这个格局要不要改变，怎么改变？。
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后，对于家庭生活里面的烧饭、烧水等等方面的能源消耗的影响，当然工业化进程还要推动焦炭，它是直接拿煤烧出来的中间产品，所有这些要一一具体分析，供给侧就要面临复杂的结构性问题，要解决怎么合理形成的配套的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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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以煤为主，可以预见在很长历史时期不能改变。一定要抓住这么几个层次，在综合视野之下，首先考虑煤炭怎么清洁化使用。已经有很多产学研方面的创新有了成果，怎么控制煤使用中间污染物的排放。煤炭的清洁使用，比如说在中国现在能源基地，有煤炭液化的发展和探索，有不惜重金，动不动就是600亿的投资形成煤炭液化的生产线。我们考察过宁夏中国煤炭基地最大规模的煤炭液化，面临的挑战，国际原油价格一落千丈，怎么在生产运营中保证不发生严重的亏损。现在看起来，必须在国家税收方面，要认这个账，要给出特定的优惠，或者变相的让他渡过世界原油价格的低谷期。否则前面那么多的天文数字投入，会遇到非常尴尬的一运转就产生运营中无法承担的财务压力等等问题。要从全局考虑，既然你是基础能源战略产能的支持，要紧牙根，希望过几年，世界原油价格上升，这样它的经济价值才会体现出来。
在煤炭替代品方面，我们还是要尽一切努力，核电不说只在沿海布局，现在也在中西部是不是也也考虑。核电投入非常大，日本的福岛核事件，中国谁敢保证百分之百安全，这方面怎么掌握，这都是具体的挑战。水电在整个流域方面来看，主要是怒江流域，涉及国际水系协调问题等等都很复杂。风电这些年的发展相当不错，但是跟它配套的智能电网，分布式能源这方面真能协调，和以后可持续发展对接，电力部门的改革，实质性的落实，没有这个改革，整个问题是我们体制内较劲，我们实际上非常重要的基础能源链条里面，自己以种种内生的因素阻碍电力部门的改革取得应有的成果。实际上要解决从煤到电怎么理性发展，怎么和市场对接的问题。
整个电网就是自然垄断，你要承认电力是商品，要通过竞价入网的方式，产生竞争性和选择性，这样才有潜力释放。后面面对千家万户，要引入市场，配电方面提高服务质量，两边交易市场，特许经营。这么多年，走形式的事都做了，厂网分开等，新建很多大楼，提拔很多高管，付出很多成本，但是实质性改革这方面寸步未动，这是很荒唐的局面，这是攻坚克难才能解决的问题。
改革怎么啃骨头，破解非常之局、非常之策，绝对不是技术层面就可以把握的。还有其他的方面，环境产业、循环经济发展，在这方面，我们要认识到，现在的环境税收体系的建设势在必行，说起来企业界听起来很生气。中央讲减税，大家还认为不过瘾，现在说了资源税、环境税，让税收更多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但是我们觉得，现在好多问题，通盘理性供给方案必须以经济手段为主，内生促使我们整个产业链从上游到中游到下游，利益关系，促使所有的相关主体，从自己的利益考虑，努力发展节能降耗工艺产品。环境税、税收的负担要跟资源的耗费，还有污染物的排放相对应，使我们在税收因子设计之下及影响整个产业链上的问题。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这方面可预期的环境里面，适应税收的政府政策的约束情况下，扩大市场份额，这个就在鼓励我们应该鼓励的高品质的产能，实际上希望以这种政策杠杆和参数，配合市场机制，通过优胜劣汰排挤，来消除所谓过剩产能。对于资源环境造成比较大的压力的过剩产能，政府没有本事一一甄别哪一个企业是它的代替。个别的案例，成规模的企业看得准很简单，现在基本上不存在这种对象了。大企业对环保的要求，你还能根据每个用户产能代表一下关掉。剩下几千万小微企业，政府没有能力一一甄别，要靠参数手段，税收因子加入进去的，价格形成机制里面对接优胜劣汰市场机制，促使优胜劣汰的过程，最后挤掉靠下的，下端资源环境方面造成比较大的污染压力。政府要做的在社会保障体系有效运转方面，真正要让企业兼并重组，破产清算过程中，受到影响的职工和社会成员，能保障他们的生活，然后进行再就业培训。
价格形成机制引领低碳绿色发展的理念，到最终消费品给老百姓的感受，从大趋势来看，比较多的包括能源产品、资源产品这种最终消费品，以后长期发展趋势，相对价格要上升。老百姓必须看到这样的发展前景以后，有这个意识，政府要做的，最低医保的水平要及时适当往上抬，保证最低端的社会成员，实际生活水平在物价变化的情况下不下降，中等收入阶层以上的人要适应绿色低碳发展。这是全面的，中国可持续发展，破解三重叠加情况下，所谓升级版发展方式转变所包含的挑战性的问题。企业和社会成员，要从自己的长远发展来看，认清楚所谓现在我们经受的阵痛它是普遍的。政府更好的发挥职能，守正出奇，利用供给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针的指导做好职能，我强调政府要抓住改革，而企业和社会成员，大家应该更多的认识到全局框架之下，中国必须要走通的，在胡焕庸三重叠加之下，大家形成合力，正视问题、解决问题。
我觉得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应结构性发展方面，应该回到最后的小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到达非比寻常的关键时期和历史性的考验关口。我们今天讨论的，在可持续性方面的问题，折射整个中国能不能通过这样的历史考验的瓶颈期。“十三五”决胜阶段，全面小康，改革取得决定性的成果，改革决定性成果给我们支撑发展的后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样才能如愿中国梦、伟大民族复兴。我们整个环境产业，低碳绿色的发展，放在这样的现代化的历史性考验中，需要与整个经济社会转轨转型结合在一起把握。
这些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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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贾康：创新中如何运用制度和技术实现经济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