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1969年算起，我从事环保工作已经接近50年了，50年里乐观的时间不多，成天愁眉苦脸的。中国的环境状况很严峻，我乐观不起来。”曲格平说，“不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环保工作发生了根本变化，做了好多以前想做但做不成的事，我终于可以乐观了。”
曲格平眼中的环保40年
改革开放40年，既是中国经济高歌猛进的40年，也是中国环保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40年。
开放之初，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带来了农村环境污染问题。1992年小平南巡，重化工业迎来大爆发，环境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2012年以后，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环保也迎来全面治理的新时代。
自从1982年中国设立正式的国家环保机构以来，环保部门延续着“逢八必升”的历史。1988年国家环保局从城乡建设部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副部级单位，1998年升格为国家环保总局，2008年升格为国家环保部，2018年又再次升格为国家生态环境部。40年间，国务院组成部门里只有它一直在升级。
40年间，能够从头至尾一直参与和关注环保工作的人不多，曲格平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中国第一任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第一任国家环保局局长、第一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中国环保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被外界称为“中国环境保护之父”。
过去，他曾经痛心疾首地呼吁，“中国的环境指标从来没有完成过，经济计划年年超额完成，环境保护计划却年年完不成。”而今，他却说，“中国环保工作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环境问题终于和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了。”
“从1969年算起，我从事环保工作已经接近50年了，50年里乐观的时间不多，成天愁眉苦脸的。中国的环境状况很严峻，我乐观不起来。”曲格平说，“不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环保工作发生了根本变化，做了好多以前想做但做不成的事，我终于可以乐观了。”
追忆中国环保的历史，曲格平觉得有两位人物影响至深，一位是周恩来总理，没有他，环保事业起步至少要晚10年；另一位则是习近平总书记，没有他，环保工作至今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找不到正确的方向。
环境保护基本国策
1972年6月5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正在这里召开。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曲格平也参加并见证了人类首次环境会议的盛况。
参加国际环境会议，这在今天看起来似乎是司空平常的事，但在那个时代却极不寻常。彼时，国内的极左思潮还在宣扬“社会主义没有污染”，但实际上，官厅水库、桂林漓江等地已经出现一些局部、点状的污染问题。能够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讨论“社会主义的黑暗面”，甚至可以称之为一个奇迹。
力排众议决定参加这次大会的是周恩来总理，1970年，他从一位日本记者那里听到了关于日本“公害病”的介绍，开始敏感地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在他的指示下，中国派团参加了首次人类环境会议，并于1973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开启了中国环保事业的历史。
“其实，周恩来才是中国环保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国环保的第一人。”曲格平说。
时间来到1979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从这一年起，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迎来40年高速增长期。也是在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正式颁布，标志着环保工作开始迈上法制轨道。
不过，直到1992年，中国经济仍旧是在探索中前进，环境污染也大都是以局部和点状污染为主，主要污染源来自乡村，是乡镇企业大发展所带来的产物。
曲格平印象最深的是治理漓江。1973年，邓小平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桂林参观访问时就发现，漓江沿岸有多处工厂污水直排漓江，环境污染严重。1979年1月，国务院批转《关于桂林风景区污染治理意见的报告》，漓江综合治理工程正式打响。
“邓小平当时说了一句话：‘如不解决漓江污染，将功不抵过。’所以广西自治区政府非常重视，开展调查研究，治理了一阵子，可效果不明显。国务院又派我去调研，我沿着漓江看了一下，发现工厂、造纸厂等都是沿江而建，排污非常方便，漓江的水量又不大，所以污染非常厉害。想来想去，如果不关闭这些工厂，即使采用最好的技术也解决不了污染。”曲格平说。
他把这个想法跟自治区政府进行了沟通，对方听了直摇头，都认为把工厂全部关闭是不可能的事情。“官司”最后被上报给时任国务院财经委副主任李先念，在李先念的支持下，漓江沿岸的37家工厂全部被关停。
“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下这样大的决心。”曲格平说。
不过，在那个阶段，环保工作更多的还是建章立制。1979年颁布环保法，1989年又作了修订，还有各单项法律，如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构成了初步的环境保护法律框架。
特别是在1983年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宣布，环境保护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继计划生育之后中国的第二项基本国策，把环保工作提到了很高的位置。
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
1992年，是转折性的一年，中国经济开始进入20年的飞速发展期，环境状况也迎来压力最大的时期。
这一年，小平南巡讲话，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加之80年代乡镇企业的无序发展，导致的结果就是环境状况日益恶化。江河湖泊污水横流，蓝藻大面积爆发；城市里空气质量变差，呼吸道疾病急剧上升。
尤其是2002年至2012年10年间，重化工业迎来了“黄金十年”，大批钢铁、水泥、化工、煤电项目纷纷上马，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就是“三高”——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致使能源资源全面紧张，污染物排放居高不下。
“大家都说中国只用30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200多年的发展路，但环保方面我们也只用30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100多年的污染路。”曲格平说，“1992年以后重化工业的大发展，使得中国进入了环境压力最大的时期，现在所有的环境问题都是这一阶段积累和产生的。”
该阶段的特征，就是环境污染全面告急，范围由原来的局部扩展到全国，种类也由单一的水污染增加到水、气、土，中国的环境状况亮起了红灯。
面对这一形势，环保工作能做的也只是重点治理。代表性的工作就是治理“三河（淮河、海河、辽河）三湖（滇池、太湖、巢湖）一市（北京）一海（渤海）”，其中最典型的是治理淮河。
“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身心受害。”一首民谣唱出了淮河污染的严重。1989年和1994年，淮河先后两次发生水污染事故，使得安徽、江苏150万人出现饮水困难，也促使国务院下定决心治理淮河污染，提出了“在本世纪内让淮河水变清”的目标。
1994年5月，安徽蚌埠，时任国务委员的宋健代表国务院宣布，淮河污染治理启动。随后的4年间，淮河流域关闭了999家小造纸厂，对1139家污染企业完成了污染治理改造。曾经一度，曲格平发现淮河干流一些主要监测断面的水质已有明显好转，有的已经接近了三类水的标准。
但遗憾的是，由于产业结构没有彻底转型，这些小企业最后又死灰复燃了，淮河污染也随之反弹。直到现在，“让淮河水变清”的目标仍旧没有实现。
“淮河治理虽然取得初步成效，但治理成果难以巩固，主要是因为污染增长的速度远远大于环境治理的速度，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环境欠账最多的时期。”20年后的今天，曲格平总结说。
这一时期，中国的环境保护法律也在逐渐完善，陆续出台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形成了由8部环境保护法律、15部自然资源法律、50余项行政法规、近200件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1600余项地方性环境法规规章组成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而继环境保护基本国策以后，1995年，国家又将可持续发展制定为国家战略，成为了与科教兴国战略比肩的第二大国家战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中国经济高速飞驰的列车，在2012年忽然慢了下来，增速跌破了8%。从那时起，环保工作也进入了全面治理的新阶段。
转折点发生在2013年，年初的一场大范围雾霾，引发了公众关于大气污染问题的关注，也使得PM2.5成了当年的热搜词。随后黄浦江上“奇幻漂流”的死猪、河北沧州一鸣惊人的“红豆局长”又让公众意识到，污染问题决不仅仅是雾霾这么简单。
全面治理环境污染，标志性的事件是国务院先后发布三个“十条”。2013年9月，《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又称“大气十条”）印发，吹响了气、水、土“三大战役”的号角。2015年《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又称“水十条”）和2016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又称“土十条”）的印发，使得“三大战役”的大招终于凑齐。
2017年年底，是“大气十条”第一阶段的考核节点。各项数据显示，“大气十条”第一阶段的目标全面实现，“三大战役”初战告捷。
不过，接下来的任务更加艰巨。党的十九大提出，要用3年时间打赢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其中又包括蓝天保卫战、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水源地保护、黑臭水体治理、长江保护修复、渤海综合治理、农业农村污染治理等七大标志性战役。
这一阶段环保工作的特点，就是把生态问题也加入了进来。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原本就是密不可分的，打一个通俗的比方，生态保护好比是分母，污染防治是分子，环境质量则是商。分母做大，增加容量。分子做小，减少排放。环境质量才能好上去。
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组建生态环境部，不再保留环境保护部。到了5月，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又正式召开，会上提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而在此前，这个大会的名字一直是叫“全国环境保护会议”。
“上世纪80年代是环境保护基本国策，90年代是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现在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基本国策到国家战略再到文明形态，环境保护的概念一直是在不断地升华和飞越。”曲格平说。
曲格平看过很多国外环境保护的书，也经常把中国的环保工作与国外相比较。他觉得，中国过去把环境问题看得太简单了，认为它就是污染治理，而没有把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
直到党的十八大以后，环保工作才慢慢与经济发展发生交集。曲格平回忆，早在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和上海市委书记期间，他就与习近平有过接触，当时还一起讨论过环境与发展的话题。习近平认为，环境与发展是紧密相连的，不能把它们分开看待，这在当时的省委书记、各部部长中显得很特别。
“我当时还和环保同志们讲，中国的省委书记要是都有这样的理念就好了。”曲格平说。
曲格平没想到，十八大以后，党中央提出了“五位一体”思想，环境问题竟然真的与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了，解开了他多年耿耿于怀的症结。
“如果没有习近平，中国的环保工作还得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曲格平说。
原标题：曲格平眼中的环保4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