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会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影响人群健康，是21世纪最大的人群健康挑战；碳减排措施可有效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带来健康效益，但以上两方面尚未得到我国决策者的充分重视。因此，需加强气候变化健康影响和碳减排健康效益的相关研究，以健康为抓手，设计和制定“以人为本”的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
一碳减排健康协同效益相关研究仍需进一步加强
在新气候目标背景下，以健康为抓手，设计碳减排、碳中和路径是当前的研究热点。目前，大多研究聚焦碳减排措施的室外空气质量改善和健康协同效益（短期尺度），少部分研究分析碳减排措施对温升、极端天气等的影响及其健康效益（长期尺度），碳减排通过其他链条（如调整饮食结构等）产生的健康影响尚不明确，亟需探讨。
二碳减排的健康影响应当成为指导协同治理的关键因素之一
01从评估到反馈
面对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和实现碳中和的双重任务，全社会、全行业需进行深入变革，但不同实现路径的社会经济和健康影响差别较大，需对碳减排措施的健康影响做更为全面、深入的评估与分析。此外，在充分评估和分析后，需思考健康影响可提供的政策反馈，从而优化现有碳减排措施，为设计碳中和实现路径提出更具可操性的建议。
02案例分析：以健康协同效应指导煤电淘汰
在碳中和目标背景下，我国需将健康协同效益纳入碳减排、碳中和路径设计和决策过程。以用健康协同效益指导煤电淘汰为例，中国煤电厂数量多、装机容量大，且装机较新，超七成煤电厂于2000~2005年建造，运营时间未超过15年，相比较欧美国家（煤电厂大概使用寿命为40年左右），属于新机组占比较大的国家。因此，淘汰煤电厂以实现零碳电力，我国面临巨大挑战，需合理指导煤电退出和淘汰。
通过建立煤电厂级数据库，研究对每一台机组使用所造成的人群健康影响进行量化研究（归因于PM2.5污染暴露的过早死亡人数），形成H/C因子（H为电厂淘汰后可能实现的健康效益；C为该电厂淘汰后所能实现的碳减排量）以表征不同机组单位碳减排的健康效益。
通过对全国煤电厂的健康影响进行H/C因子量化研究发现，受煤电厂所处区域位置、电厂技术参数、周边人口数量及年龄等因素影响，我国淘汰煤电厂所实现的健康效益地区差异较大。在山东省、长三角、珠三角及西南等地区，健康效益较为显著，而在京津冀、内蒙古等地区，健康效益相对较低（图1）。
图1：全国H/C因子空间分布图（Li, Cai, et al.,ES&T, 2020）
进一步对H/C因子在机组中的累积分布情况进行研究（图2），有以下三点发现：一是健康效益存在异质性，若电厂退役前实现1%、5%、20%的碳减排，则分别可贡献全国潜在协同健康效益的20%、40%和70%；二是健康效益敏感机组具有运行年龄偏老、装机容量偏小的特点；三是基于健康效益的中国退煤路径相较于传统路径可获得更大收益。
图2：H/C因子在机组中的累积分布图（Li, Cai, et al.,ES&T, 2020）
三结论与思考
综上所述，优化现有碳减排路径，需充分评估和分析碳减排措施的长短期健康效益，并根据评估结果提供政策反馈。研究提出以下结论与思考，以支持空气污染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路径设计，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与优化：
1. 以健康为抓手开展空气污染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
2. 碳减排的健康协同效益具有多面性，但很多链条尚不清楚，亟需研究；
3. 评估协同效益是第一步，未来应努力提出对政策改进方向和力度的量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