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主要国家约在上世纪90年代就实现了碳达峰，计划2050年实现碳中和，其间约有60年，而中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有30年时间，所以掌控这个过程的平稳和安全是一个重大挑战与艰巨任务。”“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必须有全局观念，要有紧迫感。”在近日召开的“能源中国——迈向碳达峰：地方经济转型与能源发展新机遇”论坛上，与会专家纷纷强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对我国能源产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各地应更加积极地推动能源转型，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更精准地服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降低碳强度是关键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认为，碳达峰是能源革命的里程碑，也是碳中和的基础。“我们应让2030年的峰值尽量低一点，2060年达到碳中和的成本就会相应降低，碳达峰不是‘攀高峰’，也不是‘冲高峰’，而是要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同时，通过降低碳强度来达到碳达峰。”
在杜祥琬看来，要防止一些地方借碳达峰来“攀高峰”以谋求经济增长，关键是要防止发展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实际上，当前我国钢铁、水泥总产量已占全世界的56%，总产量已经饱和，不需要再增长，因此应降低单位产量能耗。”
除此之外，杜祥琬还表示，碳达峰不是要限制发展，而是指向高质量发展，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只减少高耗能产业是不够的，在调整高耗能产业占比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高技术产业等。”
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李俊峰表示，现在一些地方有“达峰恐惧症”，害怕当前碳排放还没有真正达峰，将来一旦增长，该怎么办？“碳达峰只是一个拐点，目前大部分省份的能源消费拐点已经出现，之后可能还有一些波动，然后慢慢地度过一个平台期。”对此，李俊峰建议，各地对于如何把握发展节奏、能源消费增长与否，应该作出一个准确的预测。
技术创新是重要抓手
在我国仍属发展中国家、能源依赖及消耗仍较大的背景下，如何实现碳中和？在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看来，科技创新、市场积极性、政策及产业结构调整都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朱民表示，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从根本上改变了产品、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排碳过程。而技术，是这一变化背后的重大抓手和推力。
“以青海为例，目前，青海的光伏发电成本已降至每度0.14元，青海光电通过高压电网输送到河南驻马店，其电价已低于驻马店当地的燃煤发电。”朱民认为，目前，我国光伏仍有技术提升空间，电解水制氢的降本技术还在突破中，氢燃料电池的降本增效也将为产业作出巨大贡献，加上我国的规模化发展优势，技术创新对助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潜力巨大。
而技术发展背后，是巨大的投资机遇。朱民介绍，据估算，从现在到2060年，中国每年将有相当于GDP总量1.5%到2%的资金投入新能源、能源基础设施，以及碳中和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转型中，预计今年将超过1.5万亿元，以后还会逐渐增加至百亿元。
部分地区可率先实现碳中和
如何吸引能源低碳转型投资？中国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一级巡视员叶燕斐表示：“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怎样有回报。”在他看来，各地应做一些有利于减少碳排放、气候投融资的示范项目，有了好的示范项目、技术及商业模式，资金就会源源不断进去，形成资金和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
叶燕斐认为，在面对诸如海上发电成本较高的问题时，各地应适当调整终端电力价格，通过合理调配发电端、用电端的价格，建立更加完善的电力市场，激发整个产业能耗改造的巨大潜力。
李俊峰指出，全国要在2030年前碳达峰，意味着至少大部分东部地区，如浙江、江苏、广东等省份都要在“十四五”期间达峰。“对中国很多地方来说，包括海南、深圳等地已经可以开始考虑碳中和的问题了。实现碳中和目标虽然还有40年，但若是浙江、广东、海南等地不在2040—2050年间率先实现，全国就无法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
对此，李俊峰建议，地方政府在做能源研究、开发、规划时，就要同时部署一部分地区率先进入碳中和，通过这些地区的经验，结合一些大型企业率先转型的经验，找到实现碳中和的路径，为全国未来的碳中和积累经验。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也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地方实践尤为重要，需要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努力。应按照空间、区位、能源和资源禀赋及产业布局比较优势，统筹优化不同地区在发展、资源能源和产业方面的功能，确定能源供给地区与品种格局，以及能源跨区输送通道的分布，同时精确界定地方政府监管和减排职能，关注碳市场的布局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影响，支持地方能力建设，加强指导和帮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