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疫情大暴发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截至目前，全球已有超120个国家和地区提出了“碳中和”的愿景。2020年，中国也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中国要实现“碳中和”，可谓“时间紧、任务重”。欧盟和美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共花了60-70年，而我们中国只有30年，留给我们缓冲的时间不多了。
那中国未来如何实现“碳中和”？我认为有三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通过提高碳价，使外部成本内部化。
碳排放经济活动让个人或企业受益，由此带来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等损害却由全体社会承担。因此通过碳价提高，把碳排放的外部成本与排放者私人成本关连。在碳价约束下，企业开始将排放配额作为生产要素之一，这样有助于隐性成本显性化，外部成本的内部化。
碳价可促进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碳价格衡量的是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它的作用机制是通过付费，把碳排放的社会成本转为使用者成本，从而促进经济主体来节能减排，使石化能源向可再生清洁能源转换。大量研究发现，碳价信号越显著，对低碳技术创新的引导作用就越强，就越能激发企业开发和使用低碳技术的愿望。
第二条路径，加快创新，从根本上来改变生产方式。
所谓“碳中和”，就是要降低GDP碳排放强度，所以我们可以通过降低单位能耗的碳排放强度和降低单位GDP的能耗强度来实现。而要实现两者，只有通过技术创新。
选用什么样的技术？首先要分析中国二氧化碳主要排放源来自于哪个行业。数据显示，中国51%二氧化碳排放源来自电力和热能部门，所以要碳创新，要通过技术创新，首先攻克的难题就是电力和热力部门。
目前，中国“碳中和”技术的路线，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加法和减法，减法是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供给侧减排和需求侧减排)，加法则是指增加二氧化碳的碳吸收。
中国在“碳中和”的行动路线，我们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20年-2030年是“碳中和”达峰，主要任务是降低能源消费强度，降低碳排放强度，控制煤炭消费，大规模发展清洁能源，继续推动电动汽车对传统汽车的替代，倡导节能和引导消费者行为。
第二个阶段，在2030年-2045年，整个表现为快速降低碳排放，主要减排途径转为可再生能源为主，大面积完成电动汽车对传统燃油汽车的替代，同时完成第一产业减排改造，以碳捕捉利用封存等技术为辅的过程。
第三阶段，在2045年-2060年，整个经济发展深度脱碳，参与碳汇，实现了“碳中和”的目标。
第三条路径，完善社会治理的体系，鼓励全民减排。
此路径涉及到居民、企业与政府，比如居民可通过绿色餐饮杜绝浪费，绿色家居、垃圾回收、支持环保，为实现“碳中和”添砖加瓦。企业可通过产品创新降低能耗、环保减排、回收利用、共享经济、ESG发展。政府可推出各种各样政策，进行适当补贴和积极引导，我们每一个人都可参与到“碳中和”当中。
此外，要杜绝浪费，今天各种宴请浪费量比例是非常高的；还有加快环保回收力度，比如铝管的回收。同时大力发展绿色城市，比如做好空间规划，还有城市交通规划管理、城市建设管理、城市维护管理等等，都可以帮助“碳中和”。
如果我们在2060年实现了“碳中和”，对中国会带来怎么样的经济社会效益？
首先，针对经济发展，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Global Energy Interconnection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GEIDCO)研究显示，中国在2060年能源系统累计投资将达到122万亿元，带动整体投资规模超过410万亿元，对中国GDP贡献率超过2%。
其次，能源保障，到2060年，预计中国清洁能源的供应量将满足90%的一次性能源需求，单位GDP能耗相比2018年降低80%以上，能源自给率将提升接近100%，全社会用电成本下降20%。同时也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到了2060年，预计可累计增加1亿就业岗位，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另外，“碳中和”的实现，也会促进东西部协调发展。同时，也可以减少气候损失，减少环境污染，保障了居民健康，这是实现“碳中和”所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环境、健康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