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现碳中和的进程中，中国面临发展和减排的两难局面。我国或许可以借鉴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能源供给、产业消纳、金融支持的协同创新发展模式（“煤+铁路+银行”、“石油+汽车+资本市场”），大力发展“新能源+电动车+碳市场”，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一千载难逢的的历史性机遇。在碳中和的进程中，作为市场机制，碳市场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提升经济效能、能源效率和金融效率。北京绿色交易所十几年来通过碳交易和绿色金融积极为环境权益定价，为低碳发展赋能，在碳中和、碳交易领域开展实践创新。我国要形成有效性的、流动性的、稳定性的且兼具广度、深度与弹性的碳市场，需要严格的立法、严谨的量化和严肃的定价，需适时增加碳金融主体，引入碳金融产品，完善碳价格形成机制，最大程度地发挥碳市场的价格发现、风险管理与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从而促进解决中国发展和碳中和的两难问题，实现长周期的经济增长。
作者简介：梅德文，北京绿色交易所总经理，北京绿色金融协会秘书长
一、机遇与挑战：中国碳中和面临发展和减排的两难
（一）挑战前所未有
中国碳中和的挑战源于中国的经济结构、能源结构与金融结构。众所周知，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以制造业为主，是世界工厂，第二产业占据了全球制造业产出的28%，领先美国10%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在中国GDP占比也超过40%。
中国的能源结构是“富煤、贫油、少气”，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先生近期指出，“我国煤炭消费占比仍超过50%，我国单位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倍，单位GDP的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倍，发达国家的2.1倍。
同时，一些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的关键设备和工艺等仍需要进口，技术综合集成、产业化与技术转移推广能力不足。建立低碳、零碳能源体系，我国仍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另据统计，2020年，中国化石能源占比仍然接近85%，可再生能源占比只有15%左右。
一般而言，发达国家能源转型的路径首先是煤，接着是油和气，再然后才是新能源，是这样的能源转型三阶段，2020年，我们石油的对外依存度73%，天然气对外依存度43%，这都是非常高的，中国的能源转型只能一步到位转向新能源，这是很困难的过程。
在经济结构、能源结构等诸多因素作用下，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国，2020年能耗折合标准煤近50亿吨，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家，2020年碳排放量近100亿吨，占全世界碳排放总量的28%，超过了美欧日三大经济体排放的总和。
此外，据统计，2020年底，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353.19万亿元人民币，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319.74万亿元，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10.15万亿元，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23.3万亿元。穿透这些巨量金融资产，底层基础资产有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化石能源资产，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根据美国著名学者杰里米.里夫金的研究，世界化石能源资产可能会在2025年到2030年之间发生一次大危机，化石能源资产会大幅度的贬值缩水，特别是以煤炭为代表的资产，例如煤电，未来违约率可能会很高，其风险敞口很大，中国金融机构未来也许会因此而大大地降低收益，增加风险，这就是中国金融在碳中和时代的重大风险。
据统计，欧盟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碳达峰，宣布将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从碳达峰至碳中和预计需要60-70年的时间；美国和日本大约在2007—2008年实现碳达峰，同样宣布将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从碳达峰到碳中和预计需要40多年的时间。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计划用不到10年的时间实现碳达峰，再经过3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碳中和，毫无疑问，时间紧、任务重。
另外，环境经济学“库兹涅茨曲线”阐述了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一般而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会出现碳达峰。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先生早在十年前就说过，据统计，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是在人均GDP约3万-4万美元时实现碳达峰。而中国的人均GDP在2020年刚超过1万美元，按GDP年均增长5%-6%来推算，到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目标时，中国的人均GDP可能刚刚达到2万美元，即便如此，距离人均GDP3万-4万美元还有较大的差距。
在此，我们比较一下中美两国2020年的发展数据，即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与世界最大发达国家对标。2020年，中国GDP约为美国的70%，人口大约是美国的430%，能源消耗量约为美国的150%，碳排放量约为美国的200%；中国的广义货币发行量（M2）大约是219万亿元，而美国是125万亿元（折合人民币），中国的M2大约是美国的175%。这一组数字对比充分说明，为了如期实现碳中和，中国的经济结构、能源结构、金融结构可能都需要优化，中国的经济效率、能源效率、金融效率也许都有待提升，这就是发展和减排的两难。
综上所述，正是因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具有“长期性、结构性、全局性”特点，中国要按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不仅时间紧迫，而且任务繁重。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中国将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这无疑将是一场硬仗”。
（二）机遇千载难逢
中国碳中和，虽然挑战前所未有，但机遇也是千载难逢。
美国著名学者杰里米.里夫金认为，目前全世界正处在以风光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并发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回顾历史，每一次全球工业革命都会开启一轮技术长周期带动的经济增长，大约持续60-100年。比较前两次工业革命，都形成了能源供给、产业消纳与金融支持的协同创新发展的经济体系：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形成了“煤+火车+银行”体系，造就了日不落帝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形成了“石油+汽车+资本市场”的体系，成就了美国超级大国；第三次工业革命可能将形成“新能源+电动车+碳市场”的体系，各国都在争夺这一体系的主导权。
里夫金认为，中国机会最大！
这是因为，在能源供给侧，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世界最大的风光新能源生产体系，2020年风电、光伏新能源装机总量分别是2.81亿、2.53亿千瓦，合计5.34亿千瓦，而且风光装机总量2030年要达到12亿千瓦，这意味着每年还要新增加6000多亿千瓦装机。中国光伏产业具备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包括上游硅片、中游电池与电池板以及下游发电站，都有巨大的优势，隆基股份去年市值就已经超过神华公司，目前市值五千亿。
在能源传输侧，中国“长距离、大容量、低损耗”的特高压电网技术成熟，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在能源消费侧，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与储能产业发展迅速，据工信部肖亚庆部长宣布，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6年稳居世界第一，累计销售550万辆。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团队分析，美国、欧盟、日本等在碳达峰时每千人汽车保有量分别是845、423、575辆，中国目前仅有173辆，还有很大的新能源汽车发展空间。中国比亚迪公司去年发展成为世界第四大市值的汽车公司，蔚来第六，上汽第十，去年世界前十名汽车市值公司里，中国已经占据3席。
在电池方面，中国锂离子电池产量世界第一，宁德时代稳居世界首位，今年市值已经达到12000亿元人民币。根据莱特定律，随着电动车销量增加，电池价格会进一步下降，从而带动储能成本下降和新能源汽车的继续增加。总之，供给、传输与消纳，或者说生产、流通与与消费，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新能源产业发展闭环。
另外，在绿色金融方面，我国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绿色信贷市场。截至2020年底，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约12万亿元，存量规模居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约8000亿元，居世界第二。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碳市场，2021年7月开启的全国碳交易市场年配额近40亿吨，规模超过欧盟，居世界首位。
从7月16日开市至7月30日合计11个交易日，全国碳排放配额即CEA累计成交量595.19万吨，累计成交额2.99亿元，平均价格50元，是试点碳价格的两倍以上，取得了“开门红”的骄人成绩。
当然，接下来如何兼顾价格稳定和持续流动性是个难题。如果我们能够把碳市场做大做强，既有规模、亦有流动性、且价格反映真实边际减排成本，将其发展成一个新兴的金融市场，可以为中国碳中和促进解决大规模、低成本的长期资金，那么中国就有可能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巨大历史性机遇，通过发展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绿色金融，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从而实现一个长的技术增长周期。
清华大学与中金公司研究团队在分别测算后，得出相近的结论：中国实现碳中和与完成能源低碳转型需要近140万亿元的投资。中国人民银行易纲行长最近提出：中国碳达峰每年需要2.2万亿元的投资，十年共计22万亿元；从碳达峰至碳中和，每年需要3.9万亿元投资，30年需要117万亿元投资；碳达峰碳中和两项合计需要139万亿元投资。这项投资可以促进解决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促进解决发展与减排的两难矛盾。
二、行动：中国碳市场的定价现状及问题分析
碳市场制度是解决碳排放外部性的有效经济手段，可以实现总量控制目标下减排成本最小化，同时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增长。碳市场制度可能是破解中国发展与减排两难矛盾，促进中国经济、能源与金融结构调整的有效工具。借助市场的力量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碳市场是一个选项，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提升经济效能、能源效率和资金效率。
一方面，通过碳市场的激励机制，鼓励新能源产业或非化石能源产业的发展，发挥减排的正外部性效应；
另一方面，通过碳市场的约束机制，抑制化石能源产业，解决碳排放的负外部性问题。
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必然需要大量投资，无论电力、交通等行业的碳减排，还是发展新科技，都需要新的投资。碳市场的目的就是通过资源配置、风险管理、价格发现引导稀缺资源获得更优的配置，如果碳交易无法形成公平、合理、有效的价格，碳市场的功能就会大大减弱。
正如央行原行长周小川先生所言，碳市场最重要的作用是激励机制、引导投资与稳定预期，“通过跨多个年度的项目与技术投资，着重改变未来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必然需要大量投资，无论电力、交通等行业的碳减排，还是发展新科技，都需要新的投资。吸引这么多的投资，这么多的投资要引导好、激励好，不酿成大亏空，显然是大事、难事。大量的投资不可能凭空而来，也不会凭号召就实现，每项投资都需要导向，需要算账，而算账必须有依据，需要碳市场给出信号”。
实际上，中国从2005年就开始参与国际碳交易市场，当时只是作为卖方参与CDM即清洁发展机制。2011年10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标志着我国碳排放交易正式启动。从2013年开始，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广东省、湖北省、深圳市等七省市陆续开启了碳排放交易的试点工作，试点区域的人口、GDP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从2013年正式交易到2020年底，我国七省市的碳交易试点已经经历了7个履约期，七个试点地区总配额超过12亿吨，共有2837家重点排放单位、1082家非履约机构与1万多个自然人参与了交易。截至2021年6月，包括后来加入的福建省，八年八个试点碳市场配额现货累计成交4.8亿吨，八年累计成交金额114亿元（约相当于15亿欧元），平均交易价格23.75元，平均每年成交量占配额总量约为5%。另外，全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累计成交2.68亿吨。
公平地说，经过多年的发展，相比于其他环境能源类交易市场，中国碳市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当然，试点阶段，我国相对独立的碳交易市场也还存在系统独立、区域分割、重复投资、重复建设、交易产品不兼容等问题，导致交易规模小，交易价格低，交易流动性差，投融资功能弱，碳交易价格形成机制和资源配置功能都有待完善。
总之，比较中外碳市场，分析中国碳试点的七年历史，毫无疑问，是否严格立法确定总量减排、配额分配方式、核查机制、交易产品属性、交易规则等是影响中国碳试点发展的重要核心因素。
2021年新年伊始，中国碳交易试点开始走向全国统一。当前全国碳市场仅覆盖发电行业，进入门槛为2013—2018年中任何一年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2.6万吨当量。全国共有2162家发电企业为重点排放单位，碳市场主管部门根据电厂的发电量及其对应的基准线为企业分配配额。
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中国电力行业年度发展报告2020》，2019年中国单位火电发电量二氧化碳排放约838克/千瓦时。2020年全国火电发电量5.28万亿度，对应的是大约44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火电全行业的碳配额约40亿吨，如果按照试点区域5%的配额进入交易平台，那么全国碳市场的单一年份交易规模就可以达到2亿吨。按照50元/吨计算，年交易额可达100亿元。
未来，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碳价有可能在试点区域平均价格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市场规模有可能达到400亿元（以每年2亿吨、每吨碳价200元计算）。根据国际权威环保组织EDF美国环保协会预测，2021年中国的碳价格大约是49元/吨，2030年大约是93元/吨，到实现碳中和的时候，也就是到2060年有可能达到167元/吨。
而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团队，基于中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情境对未来的碳价进行了预测：“十四五”期间（2021—2025年）8美元至10美元，“十五五”期间（2026—2030年）升至15美元左右，2050年可能达到115美元。这是对中国碳市场价格的不同判断。
在此，我们可以对比当今世界最大碳市场即欧盟配额交易市场。其覆盖的排放规模2019年为18.9亿吨二氧化碳，其交易量为67.8亿吨二氧化碳，交易额为1690亿欧元，分别占同期全球碳市场的78%和87%，其配额交易量是配额总量的359%即3.59倍。
2020年，欧盟碳市场碳配额交易量达81亿吨二氧化碳，是配额总量的400%多即4倍多，占全球碳交易总量约90%，交易额达到2010亿欧元。2021年，全球能源需求逐步上涨，由于欧盟碳市场看涨情绪的高涨和能源市场的提振，欧盟碳价接连刷新纪录高位，一路飙升至60欧元/吨，期货成交量突破2.15亿吨，平均每天的配额拍卖量为300万吨。
2021年2月1日，欧洲能源交易所（EEX）的欧盟碳配额（EUA）期货价格达到33欧元/吨。以煤电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800-1000克/千瓦时来计算，煤电机组的碳成本在0.03欧元/度左右，约合人民币0.235元/度。
多项研究成果显示，目前至中国碳达峰时期，在配额大部分是免费发放的前提下，我国碳价很难突破200元人民币/吨。2019年，全国单位火电发电量二氧化碳排放约838克/千瓦时。假如以200元/吨的碳价计算，度电碳成本大约是0.1676元。但是，考虑到至少75%的免费碳排放额度，实际上0.1676元的度电碳成本会被均摊掉很多，实际度电碳成本不到0.04元人民币。
综上所述，按照市场交易量，或者说流动性、换手率、交易活跃程度来对比，欧盟碳市场2020年碳交易量达到81亿吨，是配额总量（约19亿-20亿吨）的400%多，中国京津沪渝四大直辖市与广东、湖北、深圳及福建八个区域碳交易试点2013年至2021年6月近8年累计交易量4.8亿吨，平均每年交易量6000万吨，八个试点每年的总配额约12亿吨，这样计算出中国碳试点平均每年的总成交量占配额总量即换手率约为5%，欧盟碳市场换手率大约是中国碳试点市场换手率的80倍（400%：5%）；
按照价格对比，欧盟碳市场去年平均价格24欧元，中国碳试点市场去年平均价格是23.75元人民币，欧盟当前碳价格是50多欧元（当然价格有浮动），中国全国碳市场开市已经三周了，平均价格也是50多人民币，两者基本上相差一个汇率；
如果折合成度电碳成本，即使不考虑配额的拍卖成本，欧盟度电碳价大约也是中国度电碳价的十倍以上。比较中欧碳市场的交易规模、价格与流动性，中国碳市场需要完善科学、合理、有效的价格形成机制，否则，无法实现低成本、高效率促进碳达峰碳中的有效市场功能。
三、案例：北京绿色交易所在碳中和和碳交易领域的实践创新
北京绿色交易所成立于2008年8月5日，在十几年的实践中，通过碳交易和绿色金融积极为环境权益定价，为低碳发展赋能。
（一）开展北京碳强制减排交易试点
自2013年11月28日开市至今，北京碳市场持续稳定运行七年，初步建立起“体系完整、市场规范、交易活跃、监管严格”的区域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截至2020年底，北京碳市场各类产品累计成交近6800万吨，成交额突破19.4亿元，碳排放配额年度成交均价始终位于50至70元/吨的区间，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
北京市推行严格从紧的配额发放，加大核查力度，并在政策执行上贯彻始终，主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北京碳市场政策法规体系完整。北京市通过地方立法确立了碳排放总量控制、配额管理、碳排放权交易、碳排放报告和第三方核查等基本制度，构建覆盖碳市场闭环运行全过程的制度政策体系。尤其是北京碳市场的公开市场操作办法，给了碳价格稳定的预期。价格过高就加大投放，价格过低就开展回购。
二是碳排放数据基础扎实。围绕碳排放数据实行了第三方核查机构和核查员的双备案制度，对碳排放报告实行第三方核查、专家评审、“第四方”核查机构交叉抽查，保障碳排放数据质量，并根据很多行业的先进排放值来量化排放指标。
三是配额分配科学有效。对重点排放单位的既有设施，确定不同行业各年度的控排系数，实现既有设施碳排放量逐年下降。对于新增设施，以国内外先进标准核定新增设施配额。参考国内外各行业先进碳排放水平，发布93个细分行业碳排放强度先进值，强化新增设施排放的约束力。两种分配方法的结合，避免了经济下行时按照历史排放分配方法的配额过剩问题。
与国内其他区域碳市场相比，北京碳市场的碳价较高，趋势性波动较小，有利于激励企业重视节能减排工作，形成稳定的减排预期。北京碳市场重点排放单位数量多、范围广，截至2020年底，参与北京碳市场交易的企事业单位和投资机构已逾千家。
交易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碳市场较好地实现了碳价格对节能减排的促进作用。2016—2019年，北京重点碳排放单位的碳强度累计下降了16.5%，进一步验证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推动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方面的显著效果。
（二）培育碳中和市场
北京绿色交易所面向会议活动、企业运营管理、金融机构以及个人提供碳中和服务；不断开发绿色量化减排方法和标准；助推低碳能力建设，协助地方政府完成低碳发展规划、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碳信息管理系统搭建等工作；在全国十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发完成了近百个CCER等自愿减排项目。
在个人碳中和市场方面，2016年，北京绿色交易所开始参与蚂蚁金服公司的“蚂蚁森林”项目，作为技术开发方，提供了三十多种应用场景的简单计算方法。截至2020年底，“蚂蚁森林”项目累计吸引5.5亿用户，已经种植2亿棵树，种植面积280万亩，守护树林面积280平方公里，累计减排1200万吨。
目前，“蚂蚁森林”项目是在个人碳中和领域推进建设低碳社会最成功的案例，获得了联合国最高环保荣誉——2019“地球卫士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还授予“蚂蚁森林”项目“激励与行动”类别奖项。“蚂蚁森林”项目的成功说明，中国实现碳中和归根结底取决于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从绿色投资向绿色消费的转变。
“蚂蚁森林”项目的庞大用户群显示，中国有近6亿中产阶级愿意投入个人碳中和行动，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强大的绿色消费群体。未来，如此大规模的绿色消费群体可以倒逼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流通。
（三）成立碳中和股权投资基金与碳基金
中国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每年资金缺口超万亿元，中国亟须制定更多包括气候股权投资在内的绿色股权融资激励政策，以解决绿色债权融资与绿色股权融资不匹配的问题。
北京绿色交易所目前正在联合有关机构积极推出气候股权投资基金与碳基金，培育和推广碳中和商业模式和适用技术，服务地方和国家碳中和远期目标，以便有效改善当前减排项目资金支持不足的局面，届时也将在资本市场发挥一定的引领作用。
（四）服务北京绿色金融国际中心建设
2020年9月，国务院批复《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该方案明确提出，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探索设立全国自愿减排等碳交易中心。未来，北京将在中国人民银行等国家金融管理部门的指导下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的服务体系，积极申请和创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和绿色金融国际中心，努力探索绿色金融引导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助力中国如期实现碳减排目标，全力建设面向全球的碳市场。
北京绿色交易所未来要对标国际领先的碳市场，积极发展自愿减排交易，探索绿色资产跨境转让，同时借鉴国际碳市场中碳期货、碳期权等成熟经验，积极发展新型碳金融工具。北京绿色交易所将积极服务支撑北京建设全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绿色金融市场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为中国低成本、高效率促进碳达峰碳中和作出贡献。
四、对策：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完善中国碳市场定价机制的建议
比较中外碳市场，分析中国碳试点七年的历史和经验，是否严格立法确定减排总量、配额分配方式、核查机制、交易产品属性、交易规则等是影响中国碳试点发展的核心要素。毫无疑问，中国碳市场已经取得重大进步，但是仍在六个方面有待完善。
第一，全国碳市场立法尚未完成。目前先后出台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和碳排放权登记、交易、结算等管理制度，以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核查等技术规范。但《国务院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尚未完成。
第二，配额总量没有限制。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碳交易模式不同，中国没有设定碳排放总量上限，而是建设了一个“排放绩效系统”，实际上给了发电企业更多时间以采取措施降低碳排放强度。
第三，配额分配采取免费分配的方式而非有偿拍卖的方式。
第四，参与主体类型单一，金融投资机构参与不足。根据发电行业（含其他行业自备电厂）2013—2019年任何一年度排放达到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约1万吨标煤）的标准以及相关碳核查结果，仅2162家企业成为2019—2020年全国碳市场配额管理的重点排放单位。
第五，交易产品单一。目前，全国碳市场的交易产品为碳排放配额，建议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适时增加其他交易产品。
第六，交易规则、交易方式有待完善。碳排放权交易目前可以采取协议转让、单向竞价或者其他符合规定的更有效率的方式，需要采取更有效措施，发挥全国碳市场引导温室气体减排的作用，当然也要防止过度投机的交易行为，维护市场健康发展。
一般而言，市场最重要的三个要素是主体、产品和监管。我国要形成有效性的、流动性的、稳定性的且兼具广度、深度与弹性的碳市场，完善碳市场的定价机制、反映边际减排成本、外部性成本或者综合社会成本，需要三个条件，简单概括为三个关键词——立法、量化、定价。
首先，立法。这代表了全社会的意志，通过严格的立法确定减排总量和配额分配方法，建立严格的配套政策体系，是发现真实碳价的第一步。
其次，量化。碳资产是建立在碳排放数据基础上的虚拟资产，碳市场相对于其他市场更加抽象，企业碳排放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是碳市场公信力的基石。未来随着建材、水泥、化工等能源使用更多元、生产流程更复杂、过程排放更多样的行业纳入市场，MRV体系的完善将是碳市场建设需要攻克的重大困难。
建议将目前的碳核查体系在碳排放因子法、质量平衡法基础之上适时增加以CEMS在线监测为代表的直接测量法，对各个控排行业的排放数据进行直接核查，运用现代物联网和区块链技术实现更加低成本的检测比对与核算量化，以达到可比性强、准确性高、实用度高的目的，以建立更加科学严谨的数据支撑体系，生态环境部预计中国碳市场2025年将建成碳监测评估体系，届时，监测网络范围和监测要素基本覆盖，碳源汇评估技术方法基本成熟。
最后，定价。从宏观和远期来看，碳价由宏观经济、行业发展总体状况、低碳技术进步决定，碳价理论上应该等于全社会节能减排的平均成本；但从微观和近期来看，总量与交易（cap and trade）机制下，碳价由碳资产供需情况确定，所谓“长期价格看供给，短期价格看需求”，国际经验表明，如果总量控制和配额发放方式不合理将造成碳价的大幅波动。
完善碳定价机制需要吸纳更加多元化、规模化的参与主体，多元化的市场主体是指数量足够多的，具有不同风险偏好、不同预期、不同信息来源的市场主体，只有主体多元化，才能形成公允的均衡价格，另外，市场规模要足够大，兼顾持续性、有序性、成熟性和稳健性。同时要推出更加市场化与金融化的产品，以满足信用转换、期限转换、流动性转换等市场基本功能，还需要更加透明化和包容性的监管以促进严肃定价。
当然，鉴于中国经济发展与减排的两难，鉴于区域发展和产业发展的不平衡，鉴于价格机制的系统性，鉴于碳数据体系的复杂性，我国碳市场建设注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许大概率是一场马拉松。
回顾中国碳市场发展历史，我们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刚好是两个七年。第一阶段是2005—2012年，整整七年的CDM即清洁发展机制阶段；第二个阶段是2013—2020年，又是整整七年的区域试点阶段。今年是全国碳市场的元年，全国碳市场已经开门红，开市大吉，但可能将处于较长的完善期，即要完善全国碳现货市场建设，估计也大约需要七八年，也就是说从2021年至2028年左右，可能是全国碳现货市场阶段。
展望未来，王康等专家认为，全国碳市场的扩容与产品的完善将同步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全国碳市场将逐步克服其弱点。十四五期间，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航空这七大行业有序纳入，配额总量有望扩容至70亿-80亿吨/年，纳入企业将达到7000-8000家，按照当前碳价水平，未来全国碳市场总资产将有望达到4000-5000亿元。
随着控排企业节能减排意识和碳资产管理意识普遍增强，随着企业碳管理体系和专业人才队伍的完善，碳资产将不再仅用于履约，通过金融创新盘活存量碳资产的需求更加旺盛，包括碳远期、碳互换、碳期权、碳租赁、碳债券、碳资产证券化和碳基金等金融服务将逐步完善。
未来，碳市场向新能源、综合能源服务等产业传导价格的机制更加完善，专业碳资产公司、金融机构、个人投资者将可能有序进入碳交易市场，促进碳市场参与主体更加多元，资金聚集效果更加明显，市场逐步活跃从而形成稳定的正向循环。
今年上半年，易纲行长在中国人民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召开的“绿色金融和气候政策”高级别研讨会上，提出要充分发挥碳市场的价格发现作用，构建碳市场应引入碳金融衍生品交易机制，推动碳价格充分反映风险，最大化发挥碳价格的激励约束作用。这些都是积极的举措，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给予我们完善碳市场的信心。
五、结论：从市场化到国际化，碳市场破解发展和减排的两难
众所周知，全世界任何国家排放二氧化碳对地球影响都是一样的，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的共同问题，而旨在低成本、高效率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碳市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国际化市场。
国际金融理论有个经典的“蒙代尔-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也就是在汇率稳定、独立货币政策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变量中，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也就是只能选择两个目标。这个理论在碳市场可能同样有效，长期来看，由于气候变化的全球外部性，碳排放权天然具有国际自由流动属性，如果要保持国内的碳中和产业优势和低碳政策独立，则碳价一定会向国际碳市场趋平。
目前欧盟、美国、韩国的碳价都远远高于中国碳价，随着资本市场开放和全方位引进外资，外资也会进入中国碳市场，若干年之后，随着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不断深入，NDC即国家自主贡献相关规则将日趋公平合理，国内外巨大的碳价差异会产生巨大的套利空间，一旦存在套利，价格差就会消除，我们预计未来国内的碳价会与国外大致趋同，到2050年前后，全球的碳交易市场有望大致形成一体化，这可能是一价定律、要素价格趋同理论等经济规律在碳市场的使然。
另外，今年3月，欧洲议会通过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决议，计划征收碳关税。一旦2023年以后碳关税正式启动实施，欧盟将对进口商品的含碳量进行征税。基于欧洲碳价与他国或者地区碳价的差值计算碳关税的机理，国际碳市场也有望在未来实现逐步连通、各国与地区的碳价有望走向趋同，这也会促使我国的碳价上涨。
总而言之，中国碳中和“挑战前所未有，机遇千载难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家，最大的碳排放国家，我国的碳中和进程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但是，我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国家，拥有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这同样也是我国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
而且，我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绿色信贷市场和最大规模的碳市场，如果进一步做大做强市场化、国际化的绿色金融与碳市场，就可以最低成本、最高效率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抓住这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重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