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会”之前，中国媒体人柴静的视频《穹顶之下》引爆了民众关于雾霾和环保问题的激辩。关于“劈柴”还是“护柴”的争议已经汗牛充栋，基本失去了焦点和理性，甚至造成了个别朋友反目，无须再说。而柴静拟推动的环保议题，应该是个持之以恒的话题。
回顾中国最近环保议题的讨论，无论是柴静启动的声势浩大的雾霾讨论，还是由崔永元主导的关于转基因的辩论，以及之前不少有关PX建厂的民间激烈抗争，很多传统的精英阶层和意见领袖，如经济学家、科学家、企业家以及政府官员发现，他们理性的声音被汹涌滔滔的民意淹没。因此有人担忧，在环保领域里“非理性”泛滥，因此失去了理性解决问题的空间。
经济学家们在计算：提高环境污染门槛会给企业带来多少额外成本?推动环保会造成几个GDP点的滑落?科学家们的思考要点是：柴静这样的非专业意见领袖提供的数字准确吗?雾霾与人均寿命和癌症发病率有何关系?转基因是不是真有害?PX毒性到底是多少?企业家们的思考在于，在环保推动的过程中，谁是是输家谁是赢家?会消灭什么商机产生什么商机?那些技术会胜出，那些产能会消亡?政府官员的算盘是：治污将需要多少钱?提高污染门槛会不会让本地区的工厂关门、工人下岗，环保会如何影响税收和稳定?
这些理性讨论没有错，但不无局限。更遗憾的是，坐在台下的观众们看见的是一群精致的、高高在上的专家和权威们如何在冷冰冰地计算“整个社会”的得失，而无视受伤害的个体和他们的感受，精英们与公众的情感链接是断裂的。
首先，精英们的讨论往往太过宏观，在一些抽象数字的掩盖下，忽略了在污染和环保的选择下，不同的个体损益极不对称的事实。例如，经济学家们习惯于以GDP高低论英雄，而政府也陷入了这个思维模式，即使污染横流，也常以“先发展污染，后治污”的逻辑作为借口。这不仅是懒人们不力求创新的愚蠢逻辑，同时，享受GDP增加好处的人往往是工厂老板和管理者们，还有收税的政府，但承担污染之害的却是企业周边的居民或许更多的民众，甚至还有未曾来到这片土地这个世界的子孙们：这些受害者凭什么支持污染他们生活而造福他人的GDP?
有人说，科学是理性中立的，这或许有几分道理，但科学家可以有温情。就拿PX来说吧，百度百科的定义是：“无色透明液体，具有芳香气味。比重0.861，熔点13.2℃，沸点138.5℃，闪点25℃，能与乙醇、乙醚、丙酮等有机溶剂混溶。可燃，低毒化合物，毒性略高于乙醇，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爆炸极限1.1%～7.0%(体积分数)。”据说去年广东茂名反PX项目上马期间清华化学系的学生们曾昼夜维护这个条目的“低毒”定性。从守护科学的准确性来说，清华学子们所为是值得赞赏的，但这些科学学子们完整想过PX项目可能的风险吗?
事实上科学的应用常常并非中性，科技产品的生产和推广可能惠及一些人，而伤害另一些人。PX这种材料对社会无疑是有用的，然而尽管低毒，化工厂的运行对周边地区仍然有诸多风险，例如，生产过程中间物和排放物是否会污染环境?这种易爆品对周边住户的安全性如何?等等。由于这些风险，居民们拒绝上马这种项目情有可原，而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为了提升“GDP”上项目，还有一些远方的人责怪这些居民自私不愿为为全国人民做贡献，都显得强人所难了。
另外，在有关问题的决策和讨论中，受污染之害的广大群体往往是缺席的，或者说代表性很不够。中国草根非政府民间机构(NGO)很少，最近几年兴起的一些以环保为主旨的NGO，常常在与各级政府和污染企业的斗智斗勇中艰难生存，未能对污染源形成有力制约。官方环保局正如柴静视频被采访者所说“缺少牙齿”，执法空间很有限。很多地方政府环保局在当地市长的领导下，让环保目标屈就于经济发展和地方稳定的目标之下，不敢对污染企业进行实质性的关停和制裁，假装开个罚单了事。
当然，中国关于环保和雾霾的讨论已经持续很久了。美国使领馆首先监控并发布中国空气PM2.5数字，刚开始被当成境外势力的敌意而遭受屏蔽。逐渐有一些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在微博和其他平台讨论这个话题，让这个颇具技术含量的概念慢慢深入普通人。科学家们也写了很多环保方面的科普文章，学者们探讨污染根源、批评政府在环保方面不作为的文章也不少，但讨论大多在精英层内循环，缺少穿透和感染普通民众的力量。
在这种背景下柴静出现了，白衬衫，牛仔裤。她不是学者，不是官员，不代表任何组织，也不再是职业新闻记者。她以母亲和普通公民的身份把自己对雾霾的由来、危害和解决办法娓娓道来，把枯燥的技术问题说得浅显易懂，带着情感和温度。很多人在看完视频之后，或许不记得她说的细节，但仍然被她的真诚感动着，然后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对雾霾的战斗。
然而也有人最不喜欢的就是这点。关于柴静的争议的本质是发言者用什么框架来看柴静的作品。很多新闻记者不喜欢她的自我带入和煽情，认为好记者应该理性挖掘真相让观众聚焦议题而不是把自己当成新闻中心;科技人员关注数字的准确性以及解决方案的科技可行性;经济学者关注事件背后的经济动因并认为解决方案的经济可行性最为重要;而政府官员和其他利益集团则注重这个议题的提出和发酵是否有利自己的宗旨。无疑，无论从那个专业来看，柴静的作品都是有瑕疵的。然而，如果把柴静的举动看成是一次公民自发的政治举动，那么这个环保视频的爆发性传播就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事实上，环保的问题不仅仅是科学问题、经济问题，更本质来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关乎一个社会在生活方式上的选择，社会重点向那个方向努力，资源使用的优先度的确定和配置，谁会受益又如何把对一些人伤害减到最小。在这场政治磋商中，每一个群体都不应该缺席，各方意见都应该得以表达，并受到尊重和保护。最后的方案，不一定是科学上“最准确的”，也不一定是经济上“最优化的”，但应该综合考虑包容了各方的利益诉求。
在政治的海洋中，“理性”有其局限，“感性”有其力量。可以说，这次柴静承担的不是一个学者和新闻人的角色，而是一个政治家的角色。这种用个人经历与受众建立关联从而推出议题的方式在现代西方社会的政治活动中常见，但在中国却较为新颖和稀缺。因此，在这样一个政治环境比较特殊的地方，柴静安静的叙述犹如一阵阵春天的细雨，这些春雨除了传递着环保信息，还滋润地告诉人们：我是你们之中的一员，感同身受雾霾之苦，我们一起努力!
由于曾经任职于“体制内”主流媒体，柴静也熟悉官方容忍的言论空间和操作方式，在言论的尺度上把控得当，因此作品得以无阻碍广泛传播，从而在一个重要时刻主导了一个国家谈话的重点和议题。可以说，柴静填补了中国独立政治家的空缺，在“两会”期间以普通公民之身，“代表”那些受雾霾之苦的人，提出了一份漂亮的环保议案。笔者认为，她无疑是一位出色的没有“代表证”的人民代表!
柴静“感性”成功地与广大民众链接，难道没有很多地方值得中国现在和未来的“理性”各类精英们学习和思考吗?
原标题：雾霾激辩中的理性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