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创新 推进绿色发展国际研讨会暨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成立20年主题活动分论坛综
推动供给侧改革促进协同发展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近一个时期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举措。而绿色供应链管理制度将生产与消费、供给和需求有效结合起来，成为推动供给侧改革和促进协同发展的有力抓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绿色供应链管理创新分论坛上，有关专家学者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对供给侧改革和绿色供应链之间的关联点和发力点进行了精准解读。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党委书记周能福说，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全要素生产力稳步持续提升，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中长期积累的供给方面的结构性问题，形成高效、高质量的供给能力，使产品更好满足市场需求，促进经济转型。通过以绿色生产、绿色采购和绿色消费为特点的绿色供应链管理制度，将生产与消费、供给和需求有效结合起来，是推动供给侧改革和促进协同发展的有力抓手。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制造业出口占GDP的比重高达40%以上。在讨论中，大家认为，首先应该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作为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指导方针。其次，企业要在战略上具有绿色创新的冲动，占领战略制高点。此外，企业要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主任任勇认为，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是构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十三五”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机遇期，也是窗口机遇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目标、对象、内容与方法相统一的系统工程。要通过培育企业的绿色管理基因，跨越上游和下游的边界，将昔日的竞争者和合作伙伴纳入绿色设计、绿色材料、绿色采购、绿色物流、绿色生产、绿色销售、绿色包装、绿色回收的绿色供应链体系中，通过开放的数字化、网络化等信息交流平台，以共享经济、资源的方式，降低管理、制造和运营成本，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战略制高点和国际竞争力。
“我们要竖立一个环境友好的标杆，使企业愿意去追赶这个标杆。我们要推动形成绿色供应链，让企业愿意从自身做出改变。”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环境政策处副处长赖晓东说。
倡导地区可持续发展国际理事会(ICLEI)东亚秘书处主任朱澍介绍了ICLEI以及推动地方绿色公共采购的相关工作。他强调了绿色公共采购对绿色供应链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对供给侧改革的推动作用，并对城市绿色转型提出建议。“绿色供应链管理将环境管理与供应链管理进行了有机融合，考虑整体供应链管理对环境的影响。绿色公共采购对推动绿色供应链形成能发挥积极引导作用，潜力巨大。同时，绿色公共采购也直接促进相关企业绿色发展，促进供给侧改革，推动企业生产绿色节能产品。”
在讨论中，结合多年来开展环境管理服务工作的体会，以及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绿色供应链管理的认识，中环联合认证中心总经理张小丹着重介绍了这些年开展绿色供应链的相关工作。“环境标志认证通过市场手段规范企业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支持政府绿色采购，引导全社会树立绿色消费观念。这一做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已经极大丰富了绿色供应链的内涵。”
在谈到绿色供应链管理对大众消费观的改变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副司长冯良表示，应进一步培育人民群众的绿色消费理念，加强全民教育和宣传。“要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美德，开展全民绿色消费教育，深入实施节能减排、全民节约行动，组织开展绿色家庭、绿色商场、绿色景区等的评选，形成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社会氛围。”
推进监测改革 强化环境治理
环境监测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映出环境管理能力的强弱。我国环境监测工作已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检测技术规范、环境监测分析方法、环境质量标准体系和环境质量报告制度，并逐步迈向标准化轨道。但需要正视的是，在社会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我国环境监测工作面临着挑战和机遇。
“这次监测体制系列改革是在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的大潮流下进行的，是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环境下展开的。”环境保护部监测司副司长胡克梅在环境监测与环境治理分论坛上表示，深化环境监测体制机制改革已经纳入全面改革的总盘子，上升为党的意志和国家行为，“这对监测事业发展是非常有利的，机遇非常难得。”
胡克梅介绍说，此次环境监测体制机制改革主要有：全面设点，建立统一的国家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全国联网，建立生态环境监测数据集成共享机制;自动预警，加强环境质量监测预报预警，严密监控企业污染排放;依法追责，为政府考核问责提供技术支撑。
通过对人体和环境有影响的各种物质的含量、排放量进行检测，跟踪环境质量变化，确定环境质量水平，能够为环境管理、污染治理等工作提供基础和保证。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化学所所长李红梅认为，以高纯有机纯物质核心能力为技术突破口，攻克高纯有机物制备、纯化与定值关键技术，开展重点领域计量标准和技术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际互认，并通过量值传递溯源，保证我国实验室检测结果，实现一次测量，全球有效。”
据了解，以配套环境水质污染物监测为主，覆盖环境空气、土壤、沉积物等领域的441项国家有证标准样品，已全面应用于环境科研、监测等相关领域。“为环保标准实施和环境污染物监测建立了标准样品技术保障;同时，为环境监测技术比武、质控考核、能力评价等监测质量管理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持。”环境保护部标准样品研究所田文表示。
国家环境分析测试中心黄业茹表示，分析测试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对环境监测水平的高低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不仅如此，分析测试技术的飞跃也为环境质量标准中新污染物种类的确定提供了有效的筛查手段。”
对农村环境的保护和治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更是“三农”工作的重要内容。环境保护部水环境管理司农村处处长陈和东表示，我国农村环境保护工作存在认识不到位、体制机制不健全、技术体系不完善、监管能力薄弱等问题。今后一个时期内，需通力合作，着力建立健全农村环境保护监管体系，发展适合农村环保特点的技术标准体系，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宣传培训，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推进农村环保计划和工程。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环评研究中心赵芳也提出，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总量巨大、分散排放、单体处理设施规模小，污水排放不规律，瞬时变化较大，污水排放呈不连续状态;污水中污染物浓度较低，碳源相对不足。针对这些特点，应该在处理设施和工艺选择上突出简单实用、管理方便、因地制宜的特点，以符合当地农村实际情况。
既抓监测，也抓监管，才能确保环境质量逐步改善。而事前监管是极为重要的关键环节。只有做好环评，才能从整个区域和行业层面将污染遏制在源头。作为从宏观层面切入解决环境问题的典型，环境保护部组织开展的“黄河中上游能源化工区”战略环评项目，全面分析了区域产业发展的资源环境制约因素，为国家规划编制及区域、产业发展战略制定重大决策提供了技术支撑和依据。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环评研究中心主任王亚男认为，应大力加强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的联动，这样有助于实现区域环境治理。一是将规划优化调整建议的落实情况作为项目环评的工作基础;二是将规划环评的不确定因素的实际状况作为项目环评的评价内容;三是将规划环评提出的项目准入要求作为项目环评的基本考核指标;四是将规划环评中发现的敏感问题作为项目环评的重点评价内容。“还可以尝试制定区域或者行业治理规划，提出区域或行业整改要求，确立区域或行业治理目标，有效评估治理效果，实现精准治理。”
构建整体优化的环境治理体系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创新环境治理理念和方式，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强化排污者主体责任，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这是对环境治理新体系的总体要求。
在环境治理体系改革与创新分论坛上，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认为，整体优化的环保战略及其治理体系，就是把环保工作的着力点深入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和生态(国土)治理之中，努力使这些领域向着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方向转变，从根源上解决环境问题。进一步改善环境治理体系，有以下突破点：强化环境保护的中央事权;将环境保护工作重心下移到县乡层面;实行社会制衡型环境治理模式。
在流域环境管理方面，我国一直在摸索前行，目前主要还是基于行政考核的管理。区域环境管理虽然进展较快，但同样是基于行政管控，将目标任务层层分解下放后，通过检查和问责来实现。河北省环保厅副厅长原庆丹介绍说，在流域环境管理方面，河北和其他地区一样，不是基于流域生态系统考虑，基本上是以断面考核及行政补偿、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河流综合整治为依托，采取河长制、问责制、区域限批等来实现。总体来看，水质改善和恶化并存，水量严重不足，河流无生态用水，水环境改善难度极大。同时，区域性环境问题特别突出，存在多个重污染产业集群。
原庆丹认为，流域治理应该从生态系统出发，采取多元共治的模式;在区域治理方面，应侧重于实现责任公平、市场公平，让各治理主体的环境治理成本内化到产品之中。
谈到中国企业环境责任制度的创新，商道纵横总经理、研究员郭沛源认为，当前中国大多数企业主要停留在合规层面，相当一部分企业连法律法规的要求都未能达到。究其原因，主要是违规成本和合规收益不够高。具体表现为：惩罚不重、执法不严导致企业违法成本太低;民间环保团体发展空间有限、能力欠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不够;市场绿色溢价支付意愿不强等。
郭沛源建议，中国应进一步完善企业环境责任的相关制度建设。第一，严格环境执法、定期公布典型案件，促进信息公开，并建立全国统一的企业环境信息共享平台。第二，鼓励绿色消费(包括绿色产品标签)、绿色采购(包括企业采购及政府采购)，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第三，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价值观的未来商业领袖，特别是在国内商学院MBA/EMBA项目中强制引入环境教育内容。
日本产业环境管理协会鹤崎克认为，日本通过建立和完善公害防治管理员制度，对企业的环境管理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并被其他亚洲国家学习和借鉴。
近年来，核电、PX、垃圾焚烧等环境敏感项目建设面临邻避困境。如何与居民达成共识以避免邻避问题?公益财团法人新潟县环境保护事业团中野雅夫介绍说，日本通过公众参与推进了处理厂建设。2000年通过的《废弃物处理法修订案》，对都道府县层面通过公共参与来建设安全、规范的处理厂起到了推进作用。日本共有26个诸如全国废弃物处理公社的联络协议会，产业废弃物处理厂示范性建设事业也逐步成熟。与居民的协商内容，包括针对废弃物处理厂从建设、运营到停业的整个生命周期管理，并签订全方位协议。
台北市垃圾处理演进过程中也面临土地资源有限、破坏生态环境与民众抗争的问题。台湾环境永续发展基金会顾问杨素娥介绍说，台北对垃圾处理这种邻避设施，采取信息公开透明、积极鼓励民众参与，提供反馈机制且落实反馈;在垃圾处理厂(场)兴建营运前后，须与居民沟通;另外，行政主管部门须持续发展污染控制技术，使之符合不断加严的环境标准;针对民众的环境教育宣传，须不断运用不同的方法，如办施政说明会、运用平面或电子媒体、网络、名人代言及各种各样的活动等，才能有成功的可能性。
面对邻避困境，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中心主任贾峰建议，强化环境教育，重在释疑解惑;注重技术创新，奠定使公众安心的硬件基础;做好信息公开，保证公众的知情权;选址时考虑环境容量，重视开展民意调查;构建社会互信，完善沟通协调机制;共享绿色发展成果，增进公众的获得感。
发挥信息化建设支撑和保障作用
2015年，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政府机构纷纷探索使用大数据手段。今年3月，环境保护部印发《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总体方案》，开启了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新征程。环境大数据建设与环境监管创新分论坛的举办和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信息化分会的成立，无疑为大数据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智库支撑。
生态大数据整合仍是重点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信息办副处长詹志明表示，生态环境大数据整合工作将是2016年甚至更长一段时期的工作重点。
那么，生态环境数据如何整合?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王卷乐提出了数据整合过程中面临的3个问题：数据拥有方是否有意愿贡献数据;拿到数据后，能否顺利整合到一个平台;整合后能否提供服务和决策支撑。
以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为案例，王卷乐提出用机制解决数据共享意愿问题，用标准规范数据整合问题，用大数据研究方法等解决服务问题。
针对数据编码标准问题，北京大学教授程承旗认为，环境大数据属于典型的空间数据，每个数据理论上讲都有空间属性。他提出将全球划分成网格的新路径，就是利用全球多尺度网格的唯一编码特性，将所有空间数据赋予唯一的网格编码，形成数据的大数据关联关系。
中科宇图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刘锐指出，数据共享不仅仅是整合环保部门的数据，还要整合住建、林业、水利、农业等部门与环境要素相关的数据，未来还要整合公众的健康数据、社交数据等。
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主任程春明坦言，大数据建设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要解决大数据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问题，需要各部门转变认识、通力合作。
以城市计算为代表的大数据应用起步
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的落脚点是服务于环境管理。如果说数据整合是基础，那么大数据应用就是核心。目前，很多机构已经开始探索大数据应用。
微软亚洲研究院主管研究员郑宇提出城市计算的概念，是计算机科学以城市为背景，与城市规划、交通、能源、环境、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融合的新兴领域。在这一概念下，郑宇领导的团队在城市空气质量的细颗粒物预测、尾气排放、噪声等领域都取得了突破。
据郑宇介绍，针对目前有限的空气质量站点，U-Air项目主要结合空气质量站点数据、气象数据、交通流量信息、人的移动、路网等5类数据，实现了1km×1km的细粒度空气质量预测。在说清空气质量现状的基础上，大数据还能预测未来。U-Air可以预测未来7小时~12小时、12小时~24小时、24小时~48小时的空气质量。并且，与传统方法相比，大数据空气质量预测的精准度可以提高20%左右。据了解，目前U-Air有了最新进展，可以对污染源进行因果溯源分析。
刘锐介绍说，中科宇图也探索建设了空气质量预警预报模型，通过模型自动校准和再学习，融合卫星遥感、地面监测数据、人口密度、交通流量、重点污染源排放、气象等数据，开发了空气质量预报预警平台。
北京大学博士黄辉通过对北京、广州、上海、沈阳和成都五地的大气污染数据进行分析，挖掘出污染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规律，可以对同一站点不同月份或同一月份不同站点的污染排放强度进行比较。
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探索逐步开展
据了解，环境保护部已成立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根据《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总体方案》，目前环境保护部先行在环评、监测、环境执法、网站、应急五方面开展了大数据应用尝试。据詹志明介绍，这五方面大数据项目都已经过论证，进入招投标阶段。
程春明表示，在2015年整合15个业务系统基础上，今年要完成66个环境保护部业务系统的整合，让所有系统在环境保护部业务专网上“跑”起来。
除了自上而下地推动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部分基层环保机构也开始探索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路径。据四川省新津县环保局局长文雁介绍，目前新津县已经建成1个数据中心机房、4个工作运行模块、两个信息共享平台(外部公开平台、内部共享平台)，累计录入有效数据12万余条。污染源数据库实现了“一图管控”，“互联网+”手段与网格化监管叠加实现了“一网联动”，实现了环境监管全覆盖，并配套开发了新津环保APP，要求乡镇实时更新，保证污染源数据动态更新。
机会稍纵即逝。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程春明说，希望以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为契机，将环境信息化建设推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要切实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发挥环境信息化建设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瞄准薄弱环节 加强风险控制
环境污染与安全责任的缺失，是我国环境风险管理体制的薄弱环节。目前，我国环境风险防范工作正逐步展开。借鉴国际上成熟的风险管理经验，结合国情，推进和强化我国的环境风险管理工作尤为紧迫和重要。
有毒有害物质环境风险凸显
中央《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等文件，提出了“有效控制环境风险”、“加强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和健康风险评估能力建设”等明确要求。这是对存在问题和工作重点的准确判断与把握。
在环境风险管理分论坛上，环境保护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主任凌江认为，从实际来看，有毒有害物质在我国造成的环境风险日益凸显，成为制约我国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一块短板。其原因主要在于对有毒有害物质控制不足，环境保护的着力点不平衡，对长期、累积的环境风险防范机制缺乏等。
凌江建议，我国有毒有害物质环境风险的控制，要从源头和排放两端来认识有毒化学品和危险废物对水、气和土壤这三类环境介质的影响，并开展风险识别和防控工作。具体工作包括：加强有毒有害物质识别评估体系、防控体系和支撑保障体系建设，加强危险废物执法监督、处置能力建设和做好相关制度改革完善，提出优先控制污染物清单并细化控制措施，对污染场地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等。
只有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才能防患于未然。专家建议，从立法层面，应明确和规范各方责任。从制度层面，应有效约束和监督企业行为，制定行之有效的事故应急预案。只有这样，才能在保护和发展中找到平衡，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加强污染场地环境风险管理
为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加强污染场地环境监管，环境保护部已颁布4个场地环境保护系列技术标准，分别涉及场地调查技术、监测技术、风险评估技术以及场地修复技术。这些技术标准对污染场地环境风险评估以及修复技术方案设计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但仍不足以解决我国污染场地环境管理过程中的技术标准缺失问题。
北京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姜林认为，这主要表现在3方面：一是缺乏对场地修复过程设计与实施、修复工程和修复效果验收、修复后土壤再利用，以及场地后期风险管理等场地环境管理流程的相关技术标准。二是风险评估方法不能满足复杂场地的评估需求。三是对于场地调查等关键环节，所提供的技术标准大多为原则性和程序性的基础核心标准，需要有操作层面的技术标准来支持其实施。
针对我国污染场地管理存在的问题，姜林建议，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并结合我国污染场地环境管理技术标准发展现状，初步提出我国污染场地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框架。同时，结合我国污染场地技术管理中存在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提出今后重点开展的管理与技术标准制定工作内容。
强化危险废物环境风险控制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琪认为，危险废物的产生源广泛、性质复杂、产生量不均衡，因而其管理过程具有管理去向不确定和对环境影响程度不确定的特点。这些不确定的因素构成了危险废物的环境风险。
王琪建议，针对危险废物环境风险的各构成要素，需要在确定管理范围(危险废物鉴别)、危险废物去向追踪与确认，以及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和再生利用污染控制3方面开展工作，以确保危险废物环境风险的可控并且其环境影响达到可接受水平。这些工作包括建立科学、合理的危险废物鉴别技术体系，危险废物全过程监督管理体系，以及危险废物污染控制技术体系。
重视化学品环境风险管理
2002年，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通过了一个可持续发展宣言和一份执行计划书，其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人类将以对环境和健康影响最小的方式生产和使用化学品。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子健介绍，本世纪初，美国科学会发表了题为“21世纪毒性测试策略” 报告，并随后带动美国环保局牵头组织了“TOX21”研究计划。欧洲REACH指令的出台，进一步引导化学品安全性评估和风险管理成为国际社会环境与健康领域的主流任务。
王子建认为，在我国，近年来发生的部分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和食品安全事件基本上是由化学品引起。而国际社会对化学品越来越严格的管理必然会影响我国化学工业的可持续发展与进出口贸易。
他介绍，2011年科技部在863计划中设立“化学品风险管理与控制”重大项目，围绕化学品风险管理和控制的核心技术展开研发，以期为未来的中国化学品环境管理提供技术储备和框架结构。
“化学品风险管理与控制”重大项目设立了9个课题，投入资金9700万元，围绕化学品环境危害的计算毒理学方法和模型工具、高通量和高内涵的毒理学机制和健康效应筛查技术、基于本土生物发展的生态毒性测试方法及标准、化学品环境暴露评估等管理技术，以及畜禽养殖业抗生素减量、皮革行业重点控制化学品减量和替代等关键技术和设备、持久性有毒污染物末端控制技术与设备等展开了系统研发，并选择南京化工园区作为项目成果的综合应用与示范。
原标题：不断深化合作创新 大力推进绿色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