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的制定背景与经过
为依法惩治有关环境污染犯罪，201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5号，以下简称《2013年解释》)，对环境污染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和有关法律适用问题作了明确。
较之于过去年均二三十件的案件量，《2013年解释》施行以来，污染环境刑事案件量增长十分明显。(见图说)这对强化环境司法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近年来环境污染犯罪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如危险废物犯罪呈现出产业化迹象，大气污染犯罪打击困难，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和破坏环境质量监测系统的刑事规制存在争议，等等。
为有效解决实际问题，最高法会同最高检，在公安部、环保部等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经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起草了《解释》，对《2013年解释》作了全面修改和完善。2016年1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98次会议、2016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58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2月26日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29号，以下简称《解释》)，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
这是1997年刑法施行以来最高司法机关就环境污染犯罪第三次出台专门司法解释，充分体现了最高司法机关对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对于进一步提升依法惩治环境污染犯罪的成效，加大环境司法保护力度，有效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为便于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和适用，本报特约请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周加海、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法官喻海松就《解释》的制定背景、起草中的主要考虑和主要内容作详细解读。
《解释》结合当前环境污染犯罪的特点和司法实践反映的问题，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相关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具体把握等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规定。《解释》共十八个条文，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十个方面的问题：
1 污染环境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污染环境罪是环境污染犯罪的基本罪名，入罪要件为“严重污染环境”。《2013年解释》规定了认定“严重污染环境”的十四项具体情形。《解释》第一条予以吸收，并根据司法实践情况作出完善，形成了十八项标准。限于篇幅，在此仅对新增标准和司法适用中有争议的问题加以阐释：
Ⅰ 危险废物污染环境构成“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解释》第一条第二项吸收《2013年解释》的规定，将“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作为认定“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之一。
对规定前两项的认定，实践中未见争议。但是，对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认定，争议较大。非法处置危废以未取得经营许可证为前提，但是否以违法造成环境污染为要件，则存在不同认识。
经研究认为，污染环境罪保护的是环境法益。如果未取得经营许可证处置危险废物，在处置过程中没有违法造成环境污染的，不应以污染环境罪论处。
此外，对无资质处置危废，没有违法造成环境污染，不构成污染环境罪的情形，是否可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实践中亦存在不同认识。
有些地方持肯定态度，但这会导致定罪量刑严重失衡：无资质处置危险废物，违法造成环境污染的，以污染环境罪最高只能处七年有期徒刑;未违法造成环境污染的，以非法经营罪最高可以处十五年有期徒刑。
鉴此，为准确、统一适用法律，《解释》第六条专门规定：“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严重污染环境的，按照污染环境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非法经营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不具有超标排放污染物、非法倾倒污染物或者其他违法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形的，可以认定为非法经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等其他犯罪的，以其他犯罪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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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之，《解释》坚持环境法益的实质考量：一方面，确立无危废经营许可证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废经营活动的入罪以违法造成环境污染为实质要件，未违法造成环境污染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当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等其他犯罪的，可以其他犯罪论处)。
另一方面，针对当前危废污染环境犯罪的严峻形势，加大对此类行为的刑事惩处力度，允许适用非法经营罪，对同时符合污染环境罪和非法经营罪的情形“择一重罪处断”。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违法造成环境污染”要件的判断应当采取相对宽泛的标准，即不要求一定达到《解释》第一条其他项规定的“严重污染环境”的具体情形。
例如，未按照规定安装特定污染防治设施，处置过程中超过标准排放污染物(虽然未达到超过特定标准三倍以上)，或者将处置剩余的污染物违反规定倾倒的，可以认定为具备“违法造成环境污染”的要件，以污染环境罪论处;相反，如果在处置危废过程中采取了特定的污染防治措施，未违法造成环境污染的，通常情况下应当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司法实践中，对于非法处置危废的认定，特别是处置危废与利用危废之间的关系，存在较大认识分歧。
经研究认为，利用本身也是一种处置行为，但核心在于判断是否违法造成环境污染。为统一认识，《解释》第十六条专门规定：“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以营利为目的，从危险废物中提取物质作为原材料或者燃料，并具有超标排放污染物、非法倾倒污染物或者其他违法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形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非法处置危险废物’。”
对行为人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废的数量，除当场查获的外，还可依据其他证据材料予以综合认定。
为加大对危废产生企业的规制力度，《解释》专门确立了对危废数量的认定规则，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于危险废物的数量，可以综合被告人供述，涉案企业的生产工艺、物耗、能耗情况，以及经批准或者备案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等证据作出认定。”
Ⅱ 排放重金属污染物超标构成“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关于《2013年解释》第一条第三项规定，“非法排放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严重危害环境、损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
适用中的主要问题是该项规定中重金属范围具体如何把握。《解释》起草过程中，对这一问题作了反复论证。
2011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确定了“十二五”期间重点防控的重金属污染物是铅(PB)、汞(HG)、镉(CD)、铬(CR)和类金属砷(AS)等，兼顾镍(NI)、铜(CU)、锌(ZN)、银(AG)、钒(V)、锰(MN)、钴(CO)、铊(TL)、锑(SB)等其他重金属污染物。
上述规划主要是根据我国重金属污染的严重程度确定了重点防控的重金属污染物范围，同时，其他重金属污染物对环境和人体也能造成严重伤害，故需要兼顾防控。因此，将兼顾防控的重金属均纳入刑事规制范围，是必然选择。
但是，上述重金属在毒害性程度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特别是铜、锌、银的危害性明显低于其他重金属。如对重点防范的重金属和兼顾防范的重金属在污染物超标标准上不做区分，明显不妥。
经广泛听取意见，鉴于各类重金属在毒害性程度方面存在现实差异，经从环境学和环境医学角度综合考量，《解释》第一条第三项、第四项明确，“排放、倾倒、处置含铅、汞、镉、铬、砷、铊、锑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或者“排放、倾倒、处置含镍、铜、锌、银、钒、锰、钴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十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
关于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具体倍数认定，有不同看法。以超标三倍为例，究竟是指污染物浓度为排放标准的三倍还是四倍以上，存在不同认识。
经研究认为，超标三倍是指污染物排放标准×3以上的浓度，如标准为1的，超过3即为超标。但是，对于处于临界点的案件宜慎重处理。其中，对于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不大的，可以适用刑法第十三条但书的规定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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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隐蔽排污构成“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新环保法第四十二条第四款规定：“严禁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
与此相衔接，《解释》第一条第五项吸收《2013年解释》的相关规定并作适当完善，将“通过暗管、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灌注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规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之一。
Ⅳ 多次污染环境构成“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解释》第一条第六项沿用《2013年解释》的相关规定，将“二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作为认定“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之一。
《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进一步规定：“本解释所称‘二年内’，以第一次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生效之日与又实施相应行为之日的时间间隔计算确定。”
需要注意的是，“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包括但不限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如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水污染防治法》作出的行政处罚，甚至是公安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均可涵括在内。
Ⅴ 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排污构成“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通常是重点排污单位非法排污的常见手法。
为有效防范规模以上企业的污染环境行为，实现行政处罚与刑事追究之间的有序衔接，《解释》第一条第七项规定，“重点排污单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放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
这一新增规定，对于有效防范和依法惩治大气污染犯罪这一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顽疾具有重要意义。
需要注意的是，其一，当前自动监测设施主要监测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而这些物质并不必然属于“有毒物质”，故该项并未要求排放有毒物质。
其二，考虑到未来自动监测设施监测的污染物范围可能会拓展，故该项的表述为“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以为未来的发展留有适当空间。
其三，该项只是要求“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的同时“排放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即行为人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的同时还在排放上述污染物即可，但并未要求超标排放。
此外，为便于司法适用，《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专门规定：“本解释所称‘重点排污单位’，是指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法确定的应当安装、使用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的重点监控企业及其他单位。”
可见，重点监控企业属于重点排污单位的主要组成部分，具体包括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省级重点监控企业和市级重点监控企业。
Ⅵ 减少支出、违法所得构成“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解释》第一条将“违法减少防治污染设施运行支出一百万元以上”“违法所得三十万元以上”增加规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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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环境污染犯罪的单位和个人多是为了谋取不法利益，增设以上两项规定，让行为人得不偿失，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惩治和预防犯罪。
为有效防范污染，新环保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符合经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求，不得擅自拆除或者闲置。”
从实践来看，有些企业虽然建有污染防治设施，但为减少运行成本，闲置、拆除污染防治设施或者使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运行的情况时有发生。
经研究认为，企业上述行为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社会危害性严重，也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较大，对于情节严重的确有刑事规制的必要。而从实践来看，此类行为虽然不能直接获取收入，但能减少相应支出，且在一些案件中相对可操作。
基于此，为与新环保法相衔接，《解释》第一条第八项将“违法减少防治污染设施运行支出一百万元以上”规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的具体情形之一。
司法适用中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特指“违法减少”的支出，如果排污单位提供技术革新等合法途径减少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支出，符合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的要求，应予鼓励。
为增强司法适用可操作性，《解释》第一条第九项将“违法所得三十万元以上”增列为“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之一。
这主要考虑实践中实施污染环境行为，除了客观上造成公私财产损失外，行为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牟利，而这通常表现为违法所得，而且，违法所得的计算在某些案件中更具可操作性。
此外，《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进一步规定：“本解释所称‘违法所得’，是指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行为所得和可得的全部违法收入。”
Ⅶ 造成生态环境损害构成“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中共中央、国务院《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严格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强化生产者环境保护法律责任，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以损害程度等因素依法确定赔偿额度;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这一要求，《解释》明确将“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规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之一。
《解释》第十七条第五款进一步规定：“本解释所称‘生态环境损害’，包括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修复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和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必要合理费用。”
因此，实践中可以根据上述界定，准确判断污染环境行为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程度，对于达到严重损害程度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
在此基础上，《解释》第三条还对污染环境罪的结果加重情节“后果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作了相应完善，增加规定“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一百吨以上”“造成生态环境特别严重损害”的，应当认定为“后果特别严重”，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 其他环境污染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除污染环境罪外，环境污染犯罪还涉及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环境监管失职罪等罪名。为统一法律适用，《解释》第二条、第三条对上述罪名所涉及的“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后果特别严重”等定罪量刑标准作了明确。
与《2013年解释》相比，相关标准更加明确具体，操作性更强，体现了从严惩治环境污染犯罪的精神。
3 环境污染犯罪惩治的宽严相济
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解释》在依法设定环境污染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同时，还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专门设置了从重处罚情节和从宽处罚情节，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刑法对于环境污染犯罪的惩罚、威慑、教育功能，有效减少和预防此类犯罪的发生，发挥刑法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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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第四条规定，实施环境污染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1)阻挠环境监督检查或者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尚不构成妨害公务等犯罪的。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环境保护工作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包括但不限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其他行政管理部门也可能依法对特定领域的环境污染负有监督管理职责，如水污染的监督检查可以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实施。
(2)在医院、学校、居民区等人口集中地区及其附近，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适用中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在医院、学校、居民区等人口集中地区及其附近”的认定，宜根据具体情况把握，特别是对于人口集中地区附近的认定，应当根据人口集中地区的大小、人数以及距离等判断，以排放、倾倒、处置污染物能否直接影响人口集中地区作为标准。
(3)在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期间或者被责令限期整改期间，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建立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体系”，并进一步规定了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的应急措施。
在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社会危害性更大。基于此，《解释》专门明确对上述情形应当从重处罚。
(4)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企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
从实践来看，危废处置企业污染环境犯罪案件显现。当前，个别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企业唯利是图，为赚取正规处置和非正规处置间的巨额利差，将本应自行处置的危险废物转包给无处理资质的单位和个人，造成巨大环境安全隐患。
较之于无资质企业和个人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此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更为突出，应当从重处罚。
为贯彻落实 “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考虑到司法实践中的复杂情况，《解释》第五条规定：“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行为，刚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但行为人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消除污染，全部赔偿损失，积极修复生态环境，且系初犯，确有悔罪表现的，可以认定为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确有必要判处刑罚的，应当从宽处罚。”
应当指出的是，上述规定的目的在于促使行为人在实施环境污染犯罪后及时采取措施，减少、弥补损害，充分发挥刑法的威慑和教育功能。
4 环境污染共同犯罪的处理规则
实践中，一些单位和个人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以降低生产成本、牟取不法利益。而且，行为人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呈现出明显的产业化迹象，甚至形成了“一条龙”作业。对于此类犯罪，不仅要依法惩治直接污染环境的行为人，更要打源头、追幕后，依法追究危险废物提供者的刑事责任。
为此，《解释》第七条重申了对环境污染犯罪的共同犯罪处理规则，规定：“明知他人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需要注意的是，考虑到此种情形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共同犯罪，故未再限制为“以污染环境罪的共同犯罪论处”。
5 环境污染犯罪竞合的处理原则
环境污染犯罪行为可能同时触犯多个罪名，如违规排放、倾倒、处置含有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污染物，可能同时触犯污染环境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
为进一步加大对环境污染相关犯罪的惩治力度，《解释》第八条明确规定了“从一重罪处断原则”，即排放、倾倒、处置含有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污染物，同时触犯数个罪名的，择一重罪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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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环境污染关联犯罪的法律适用
除环境污染犯罪外，《解释》还对环境影响评价领域可能涉及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破坏国家环境质量监测系统可能涉及的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关联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作了规定。
Ⅰ环境影响评价领域所涉犯罪的适用
环境影响评价对于预防因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关键作用。但是，实践中环评造假或者严重失实的现象时有发生。
为从源头上有效预防环境污染犯罪，《解释》第九条规定：“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或其人员，故意提供虚假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情节严重的，或者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存在重大失实，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或者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定罪处罚。”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目前环境影响登记表审批改为备案，只有环境影响报告书和报告表需要审批，故此处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常是指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
Ⅱ破坏国家环境质量监测系统所涉犯罪的适用
环境监测数据是环境决策的重要基础。个别地方破坏环境质量监测系统，影响监测系统正常运行，欺骗公众，影响政府公信力，甚至误导环境决策，危害严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犯罪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计算机信息系统是指具备自动处理数据功能的系统，包括计算机、网络设备、通信设备、自动化控制设备等。据此，国家环境质量监测系统亦属于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范畴，对其进行破坏的行为可能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经研究认为，对于采用物理方式妨害自动监控系统采样、稀释采集的污染物样等行为，实际上是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干扰，造成计算机不能正常运行，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而对于采用无形方式删除、修改、增加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的，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总之，对于上述两种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均可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论处。
故而，《解释》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违反国家规定，针对环境质量监测系统实施下列行为，或者强令、指使、授意他人实施下列行为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论处：(一)修改参数或者监测数据的;(二)干扰采样，致使监测数据严重失真的;(三)其他破坏环境质量监测系统的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解释》对破坏环境质量监测系统的定罪量刑作了专门规定，按照司法解释适用时间效力的规定，对于此类行为原则上应当适用《解释》，而非适用《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犯罪解释》。
重点排污单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可能同时构成污染环境罪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因此，《解释》第十条第二款明确：“重点排污单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放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同时构成污染环境罪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此外，根据《解释》第十条第三款的规定，从事环境监测设施维护、运营的人员实施或者参与实施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干扰自动监测设施、破坏环境质量监测系统等行为的，应当从重处罚。
7 单位实施环境污染相关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单位实施环境污染相关犯罪，往往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应当从严惩治。《解释》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对于单位实施环境污染相关犯罪的，适用与个人犯罪相同的定罪量刑标准。
8 环境污染犯罪相关术语的界定
环境污染刑事案件专业性较强，涉及专门术语多。为统一相关案件的办理，《解释》对相关术语作了明确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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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关于“有毒物质”的界定
《2013年解释》第十条对“有毒物质”专门作了界定。考虑到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调整，《解释》对“有毒物质”的规定做出修改，删去“剧毒化学品、列入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名录的化学品，以及含有上述化学品的物质”的表述。
第十五条规定：“下列物质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有毒物质’：(一)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所列物质;(三)含重金属的污染物;(四)其他具有毒性，可能污染环境的物质。”
实际上，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版)》的规定，废弃危险化学品(包括剧毒化学品、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均属于危险废物，可以直接根据《解释》第十五条第一项认定为“有毒物质”。
Ⅱ关于“公私财产损失”的计算
对于环境监测费用是否可以纳入“公私财产损失”的计算范围，存在较大争议。《2013年解释》对此未作明确。而实践中已有对现场监测所产生的费用应否纳入“公私财产损失”计算范围存在争议的案件。
《解释》起草过程中，经慎重研究认为，“公私财产损失”不包括日常环境监测费用，但因所涉行为导致的各类环境应急措施和应急处置费用(包括应急监测费用)可以列为“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合理措施所产生的费用”。
为消除司法实践中的争议，《解释》第十七条第四款明确“公私财产损失”包括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监测费用。
9 监测数据的证据资格
为确保相关监测数据的客观、准确，确保相关案件公正处理，《2013年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专门规定：“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及其所属监测机构出具的监测数据，经省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认可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这实际上是在“经省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认可”的前提下赋予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监测机构出具的监测数据的刑事证据资格。
应当指出的是，《2013年解释》设定监测数据认可程序的现实情况是，当时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尚处于起步阶段，各地缺乏成熟经验。因此，“经省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认可”的程序设置，对于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提升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质量，确保此类案件办理的“不偏不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然，随着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办理的逐渐增多，监测数据认可程序不能完全适应办案实际需求的现象也开始显现。实践中，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认可通常只能进行形式审查，还可能导致程序冗杂、效率低下，不利于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及时办理。
基于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定，《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取消了环境监测数据的认可程序，明确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监测机构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监测数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据此，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监测机构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监测数据具有刑事证据资格，不需要再经过省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认可。
实践中需要注意的是，第三方监测机构虽然不属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所属的监测机构，但只要是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所属监测机构的主持下从事相关监测活动或者提供技术支持，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所属监测机构名义做出的监测报告，也应当认为符合《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2013年解释》施行期间，对于公安机关在刑事立案后或者初查过程中提取污染物样品进行检测获取的数据，是否需要经过省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认可，才能作为刑事证据使用，实践中争议较大。
经研究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和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作为刑事侦查机关，享有当然的刑事证据收集权力，其收集的证据作为刑事证据使用无须经过行政认可等其他程序。而且，近年来，公安机关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取证能力大幅提升，能够满足有关技术规范的要求。
基于此，《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公安机关单独或者会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提取污染物样品进行检测获取的数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有必要强调的是，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获取监测数据适用行政执法的相关规定不同，无论是刑事立案后，还是初查过程中，公安机关获取检测数据都属于刑事侦查活动，应当适用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范。
当下较为适宜的方式是公安机关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执法联动，以充分利用公安机关控制现场的能力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技术优势，确保相关证据的准确性。
10 环境污染专门性问题的认定
鉴定难是困扰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办理的突出难题。《2013年解释》确立了鉴定与检验“两条腿走路”的原则，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对案件所涉的环境污染专门性问题难以确定的，由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或者由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指定的机构出具检验报告。”
从《2013年解释》实施情况来看，鉴定机构和环境保护部指定的检验机构仍然偏少，难以满足实际办案所需。
为此，《解释》第十四条增加规定公安部亦可指定出具检验报告的机构，即规定：“对案件所涉的环境污染专门性问题难以确定的，依据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或者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公安部门指定的机构出具的报告，结合其他证据做出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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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解释》起草人怎么解释《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