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安信证券6月19日的行业分析报告，随着垃圾分类服务项目逐渐增加，政策的助力将带来市场需求的释放，测算预计到2020年垃圾分类服务全国市场规模超过610亿元，可见市场广阔。
81天，651家企业。
市场将动，数据先行，创业者和资本一向嗅觉灵敏，执行快速。4月底，住建部发布了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通知，企查查数据显示，从4月26日到7月15日，81天时间内，就有651家垃圾分类相关企业注册成立。
继被称为“史上最严”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在7月初落地后，北京也将试点生活垃圾“不分类、不收运”机制，倒逼居民小区、企事业单位及各类公共机构提升垃圾分类效果。
但对新兴创业企业来说，要在沸腾的池水里掘金并不容易，社区垃圾回收服务此前始终受制于成本问题，在受访的几位投资人看来，市场上具备完善的商业逻辑的项目并不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行政力量在领域内的推动作用很可能会远大于市场化力量，这种市场环境里，是否能够真正催生商业化的风口？
与成本搏斗
垃圾分类产业被催热，一位投资机构的朋友第一反应是，“真的是机会来了吗？小黄狗都黄了。”
有此疑问，源于To C类垃圾回收企业此前面临的集体困境，原本瞄准前端回收业务的创业企业最多，核心优势在于用户基数大，进入门槛低，而小黄狗曾是其中估值最高的一家，2018年年末，这家公司估值一度被传达到150亿元，该公司因控股股东暴雷事件后进入破产重组，但就其垃圾回收业务来说，单纯赚取垃圾转卖差价的商业模式也始终难以跑通。此外，更早之前用类似模式做垃圾回收的再生活也已经被证实了失败。
峰瑞资本副总裁马睿认为，互联网公司做社区垃圾回收难点在于降低成本，在拾荒者体系里，他们就近在垃圾站挑选可回收垃圾，能够保证用最低的成本实现每单都有净收益，但互联网公司重建一套系统来替代这些人的话，最大的问题就是成本，很多公司每天都在烧钱。
峰瑞资本2017年投资了奥北环保，除了学校和政府单位之外，这家公司同样有大量业务瞄准社区，也同样在与成本控制搏斗。
在《管理条例》驱动所有居民强制执行垃圾分类之前，奥北环保用的办法是先做筛选，找出真正想做垃圾分类的人——其对应终端厂商的处理类别，按照14项标准分类收取垃圾，首先，个人用户需先花10元成为平台会员获得一只回收袋（容量为96升，约为一个家庭1~2周的垃圾回收量），才能享受垃圾回收服务——在自助投放点领取空袋、投放满袋，奥北环保会定时收运并反馈回收动态给用户。
目前，奥北环保在成都设有约260个投放点、西安与北京各20个投放点，回收方式为满袋换空袋、市场价返现，随后环节中分类袋装，统一称重结算的方式则节约了人工成本，而将垃圾直接运输到打包站的方式也避免了原有链条中的层层加价环节，分类袋装也能节省下上下车的装车成本，整体回收成本由此得以降低。
据奥北环保官方，自其在2017年6月在成都试运行开始，截至2019年7月，25个月内在成都、西安、北京累计发展41014名个人会员、263个机构会员——与此相对的数据是，这家公司全体员工仅有26人，完成了所有站点的运营维护。
新政推进的红利也已经开始在市场上显现，最近智能回收服务平台“我爱收”回收量增长了30%左右。“我爱收”主要在社区场景放置智能回收柜，其用户可将废纸、塑料瓶、旧衣服等可回收产品扫码投入回收柜，回收柜自动计算重量与价格，确认后会直接打款给用户绑定的账户。并且，“我爱收”自建有回收车队与云服务物流体系，各点位的回收品会被统一转运到分拣厂处理，与前述几家公司类似，主要收入同样来自回收品在社区回收与后端出售间的价差。
“我爱收”创始人李光认为，“政府的引导、对市场行为的直接参与，对于行业会有怎么样的影响，不好说。”他能预想到的是，环卫系统相关的公司会赚越来越多的钱，政府长期购买服务的第三方公司也会受益颇多，在这之外才是市场行为公司包括创业企业能够发挥作为的空间。
从今年4月起，“我爱收”单点盈利模型已经跑通，李光估算了一笔账，“一个工作人员一天能够运营30个回收箱，假设每个箱子每天产生80元的毛利，每天30个回收箱就是2400元，现在每人每天的工资按300元算，再加上车的成本每天100元到200元，油的成本100元，再抛去产品折旧成本，剩下的都是赚的。”
下一步，李光想在长三角地区拓展业务，他比较倾向加盟模式，“这个行业其实还是偏地头蛇的行业，需要多靠本地的人。”
完整的新型商业模式并未出现
国内目前的垃圾处理方式以填埋与焚烧为主，混合处理不仅本身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还对土地、大气等资源造成污染，而分类回收则能提高垃圾的资源属性。
环卫公司启迪桑德董事长文一波此前对媒体表示，目前真正进入垃圾分类领域的环保企业并不多，市场规模整体不足10亿元。据安信证券6月19日的行业分析报告，随着垃圾分类服务项目逐渐增加，政策的助力将带来市场需求的释放，测算预计到2020年垃圾分类服务全国市场规模超过610亿元，可见市场广阔。
2017年峰瑞资本投资奥北环保时，马睿做出的判断是，前端的垃圾减量与垃圾分类势在必行，这件事得换人来做，得是不同于以往的垃圾回收站的“新力量”，奥北环保正抓住了其中的关键——低成本可持续地做垃圾分类回收；系统性的变化也正在产生，未来，能做垃圾分类的公司可能去参与环卫系统的一部分，也有可能是将产品与服务出售给环卫系统，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垃圾分类的壁垒更高。而在这当中，在大众认知的建立过程中，品牌能否占据先发优势也很重要。
2019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垃圾分类新政第一只靴子落地。马睿对于后续演变持有乐观态度，毕竟单从政府预算来看，仅仅是回收处理城市垃圾这件事，都比环保里面的所有的水气土固废加噪声的预算都要大——“凡是跟城市生活贴近的肯定是大生意。”
马睿认为对于创业团队而言，机会主要存在于后端技术改进与前端分类抓取，至于互联网+回收模式，他并不看好。马睿拿开回收打包站来说，假设创业者开一个站点需要200万元， 从投资人那边儿融资2000万元能开10个站，如果只是从回收链条上的临近环节购买废品，以1元价格收入再以1.4元价格卖出，这其中的利润之低很难让公司实现增长，这类型企业仅仅是可以通过资本注入实现扩张，维持账面流水美观，但一旦碰到资本市场不稳定，融资不顺利或是后端市场即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情形，就会落入颓势难以挽回。
因此，尽管池水被搅动起来，但对资本来说，市场上具备完善的商业逻辑的项目并不好找。
马睿最近看项目，一听创始人讲故事，考察对方的认知是否超出自己的认知；二是在故事合理的前提下，看项目的落地情况。不过目前的实际状况是，他接触的项目多数处于早期阶段，尚未有具备新模式或是新技术的项目出现。
对此，顶商投资（“我爱收”投资方）合伙人刘玲有同样的感受，她最近接触到的相关项目中也没有值得投资的——这些项目基本围绕环卫工具、互联网+垃圾分类，小程序展开，尚未形成完整的商业模式。在她看来，领域内有两类创业机遇，一是垃圾分类细分化，二是从源头把握把控垃圾的产生，比如减少产品的过度包装、增加垃圾分类的标识。
而在星瀚资本创始合伙人杨歌近期接触的几家创业公司中，也尚未出现值得投资的标的。他认为近期出现的一些相关项目，于C端而言，由于在这一逆向物流过程中所获得的价值远低付出的劳动，大众对垃圾分类鲜有付费意愿；对B端的垃圾处理厂商而言，仅是提供了些许便利条件，尚未能提供有效的增值服务，利润空间并不可观。
社会风口还是商业风口？
近期，关于垃圾分类的讨论热火朝天，甚至一度有“风口”之说，在杨歌看来，垃圾分类回收领域顶多算是“社会话题风口”，与真正的商业风口则相距甚远。
奥北环保创始人汪剑超也认为，最近很热的一些垃圾分类知识问答、智能识别等小程序多是为迎合短期风口式需求而产生的，但从长久来看，在大众学会分类后，收取、处理、变现等环节还是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技术沉淀才能实现良性发展，“垃圾行业的风口没那么容易飞起来”。
一个经济闭环必须有独立的产供销端与增值出入口，而现阶段，垃圾分类行业是否出现明显的增值出口？杨歌对此存疑，“现在推行垃圾分类了，但有多少人愿意每个月多花几百元支付给线上垃圾回收公司？有多少垃圾处理厂的负责人愿意每年为此多支付几百万元的费用？”
买单方且悬在这里，商业闭环尚未达成。或者，当监管严格到乱倒垃圾的成本高昂，令无论个体还是企业都难以承担的时候，闭环机会就出现了。
杨歌称，在市场化行业中，企业有进行商业模式、供应链等的创造与重组的机会，但垃圾分类回收并不属此列，其挂靠节能环保，属于非典型的市场化行业，与政策密切相关，由此，在一段时间内，行政力量在领域内的作用将远超市场化力量。
通常，政府会对关乎社会环境与人文的行业予以补贴，补贴一般会以政府采购的形式进入市场环节，形成市场化经济价值，而具体到垃圾分类回收领域，新政刚落地推行，这一过程将如何演进还待观望。
“不建议把垃圾分类这件事情当做一个当下的市场化风口，还是要看在经济周期中这个领域如何演化。”在杨歌的分析中，当下的垃圾分类回收讨论热度是跟从政策而起，若想在商业上具备一定价值，就一定需要经历从热点话题向产业行为再向商业行为的逐层进阶。
其中，产业行为与商业行为的区别在于，前者处于由政府或是相关国家机构作为重要一员而形成的产业链条之中，这个产业链条有可能是非市场化的，对于非市场化环境而言，风口与否意义并不大，因为其中不会有太大的短期爆发可能，但在此过程中，产业逐步发展，向前迭代出商业行为，或在局部阶段形成商业闭环，这其中就可能会形成爆发。
在此前提上，垃圾分类回收领域的商业化进程中，“需要有一定的政策推动与产业类资金的支持才能形成产业链条，进而形成商业链条，所以在今天去讨论商业化垃圾分类这件事情，为时过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