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威海市“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发布，入选“无废城市”建设试点的“11+5”个城市和地区先后出台了建设方案。“无废城市”与能源有何联系？对城市的绿色发展起着什么作用？“无废城市”的首倡者，中国工程院院士、无废城市建设试点专家委员会主任杜祥琬近日与记者分享了他的调研历程和观点。
杜祥琬
固废是放错位置的资源
可资源化利用
记者：今年“垃圾分类”成为热词，您提出“无废城市”的背景是什么？
杜祥琬：垃圾的专业表达叫固体废物，简称“固废”。固废包括三大类：工业固废、乡村废物、城市矿山。据统计，我国目前各类固体废物累积堆存量约600—700亿吨，年产生量超过100亿吨，且呈现逐年增长态势。
从生活垃圾来讲，城市生活垃圾的填埋占比57%，总体资源化率不高；农村生活垃圾仍有很大部分的建制村生活垃圾未得到治理；大量农业秸秆被废弃、露天焚烧，成为城市大气环境的重要污染源之一。建筑垃圾随意堆放或临时堆置的现象在各地非常普遍，建筑垃圾中的钢筋铝材等具有较高资源化价值，而我国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仅为53%。
如此巨大的固体废物堆存量和年生产量，如不进行妥善处理和利用，不仅将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对资源造成极大浪费，甚至将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而固废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可以资源化利用。
记者：我国建设“无废城市”的意义和可行性如何？
杜祥琬：应该把废弃物分类资源利用的程度作为现代化的一个必备标志。垃圾分类和建设“无废社会”是生态文明建设内在要求，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效抓手，并且综合效益显着著。
首先是环境效益，垃圾简单堆放填埋，造成地表水污染并贡献雾霾和温室气体，而垃圾焚烧发电替代无沼气回收设施的露天填埋方式，有确定的温室气体减排效能。有计算表明，减排强度为每吨垃圾发电可以减少0.11吨二氧化碳排放。
第二是经济效益，固废利用可形成多个产业链条，是环保战略新兴产业。仅钢铁的回收再利用，可使我国钢铁资源的对外依存度由60%降至30%。以资源化利用节约能源，以能源化利用优化能源结构，我国2013年再生资源回收1.6亿吨，总值约6000亿元，折合节能1.7亿吨标煤；生物质气体能源潜力可达3000亿立方米，推动分布式低碳能源发展。
第三是社会效益，这是我最重视的方面。一是有利于公民健康，使公民有获得感。二是有利于社会安定，从根本上解决垃圾污染带来的社会冲突。三是提高公民素质，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善待自然的心灵。四是改进社会治理，推动社会的现代化。
我国城市垃圾处理
经济性和排放标准已有提升
记者：“无废城市”“无废社会”的具体内涵是什么？
杜祥琬：“无废社会”的内涵是通过创新生产和生活模式，以及构建固体废物分类资源化利用体系等手段，动员全民参与，从源头对废物进行减量和分类，并将产生的废物通过分类资源化充分甚至全部得到再生利用，从而使整个社会建立良好的废物循环利用体系，实现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共赢。
“无废城市”试点建设是建设“无废社会”的第一步。“无废城市”是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无废社会”是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进步必然达到的目标。
记者：发达国家和地区有什么样的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杜祥琬：国际社会对“无废社会”有类似的提法，目标和愿景是一致的，比如欧洲提出“零废物计划”，日本提出“循环型社会”，新加坡提出“零废物”国家愿景等。在瑞典，99%的垃圾可以再利用，36%进行回收再利用，剩下的14%进行生物技术处理，再剩下的49%进行焚烧发电，最后只有1%进行掩埋。他们相信垃圾就是能源，“四吨垃圾等于一吨石油”，使瑞典今后20到30年可以摆脱对石油的依赖。美国WasteManagement公司在固废处理行业营业收入全球第一，实行了垃圾收集转运、垃圾焚烧发电和垃圾回收利用的“三驾马车”模式。
这些国家和地区建设零废弃社会的做法对我们的启示，一是顶层设计规划引领，明确战略目标；二是立法政策，配套建设完善的法制体系；三是政府主导，财税激励，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四是标准完善，规范产业健康发展；五是科技创新强化支撑，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六是重视教育普及宣传，建立有效的民众参与机制；七是承担国际责任，加强废物管理，防范污染转移风险。
记者：在国内的调研中，您注意到哪些比较好的案例？
杜祥琬：农村垃圾能源化利用的企业典型例如山西易通环能科技集团，将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一站式处理，将农村垃圾、畜禽粪污、秸秆、污水和废塑料薄膜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五合一”，适合农村垃圾分散、就近处理的特点。
城市中的案例如山东威海的智能资源回收房，不仅能分类收集垃圾，还为居民提供智能延伸服务，使回收垃圾量减少30%—35%，干湿垃圾分开后，干垃圾焚烧成本降低，湿垃圾则可制成肥料或者沼气。
我国城市垃圾处理方式显示出了焚烧替代填埋的趋势，经济性和排放标准都有上升，也拉动了锅炉等设备的生产，推动了技术的创新和进步。2011年我国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为109个，2017年已经到了286个，处理能力也从每年2599万吨上升到了2017年的8643万吨。
无废城市建设需制度的硬约束
和文化的软约束相结合
记者：您认为我国目前无废社会的建设存在哪些问题？对此您有哪些建议？
杜祥琬：确定的“11+5”个试点城市地区各有特点，类型不同，情况不同。当然目前也存在突出问题，例如资源化利用率较低，未形成应有规模，产业缺少规划和目标，和“无废社会”的长远目标相距甚远。突出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基础不牢，如法律制度标准、监管投入等；二是创新不够，经济性有待提升；三是社会参与度不高，认识不足，“邻避”效应凸显。
建议一是加强顶层设计，纳入各级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将“无废社会”确定为我国的发展目标之一，纳入规划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夯实基础，完善制度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明确如垃圾资源利用需达到的排放物指标等。三是加强监督，设立从事固废资源化的专业人员和机构。四是加强数据统计等基础性工作。
记者：作为“无废城市”的首倡者和践行者，您这几年的感受是什么？
杜祥琬：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处在关键期、攻坚期和窗口期，对垃圾处理作出统筹部署，有助于资源回收利用，改善人居环境，倡导低碳生活方式，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无废城市的建设是长期努力的过程，道阻且长，但行则将至。需要把制度的硬约束和文化的软约束结合起来。由“无废城市”走向“无废社会”是美丽的事业，更是艰巨的事业，会碰到多重困难：技术的、资金的、管理的、社会的……涉及深层次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走向“无废社会”需要一大批人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去克服各种困难，付出心血与智慧，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原标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无废城市建设试点专家委员会主任杜祥琬： 固废资源化利用可优化能源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