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阿苏卫垃圾焚烧厂建设项目举办了公众听证会。对此，有些人报以冷笑，说听证会这东西，是形式主义的遗毒，不符合中国社会运行规则;有些人则很紧张，认为听证会是不符合我国法律的。
其实，早在2005年的“圆明园铺膜防渗事件”中，当时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就在极短的时间内举办了一次听证会。由于这是有史以来环保总局(今环保部)举办过的唯一一次听证会，因此也被当成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国家级环保听证会”。听证的结果，最终并没有阻止圆明园的继续铺膜，使圆明园几近丧失其珍贵的栖息地。
听证会经常很容易被刻意安排成“专家座谈会”，组建庞大的专家团，用所谓的知识和科学来封堵公众的嘴，而参会的专家是经过有意挑选的。
因此，一场好的听证会，或者说，一场合格的听证会，大体要满足三个原则。
第一，全开放。谁都可以报名，谁都可以去旁听，谁都可以传播。
第二，要以倾听反对意见为主。如果你没有反对意见，干脆不要去参加，把机会让给有能力提反对意见的人。因为，支持的意见在支持的那一方，早已经被收集和证明多次。而反对的意见在支持的那一方是不肯考虑，也不肯去进行收集的。而任何一个项目，如果只有可行性报告，没有不可行性报告，那么，这个项目的决策一定是愚蠢武断的，在未出生就埋下社会隐患的。因此，如果你有优质的反对意见，请积极参与听证会。
第三，政府不是企业的站台者，而是问题的裁判员。政府即使为垃圾处理的出路存在无穷大的焦虑，本质上也是中间方，不是项目的建设方，不是某个未确定项目的支持方。政府需要决定的是垃圾要好好处理，而不是要逼迫自己去建垃圾焚烧厂。
2013年，云南昆明传出要修建PX项目时，一些公众就建议应当对重大项目开展“社会风险评估”。当时，一些公众甚至想在云南、在北京，层层开展民间听证会训练。当然，两年过去了，受阻于多方的缺乏对话基因，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成效。
因为，长久以来，只有政府一方能做决策，自然整个社会就没有对话的习惯和能力。不仅仅是政府没有对话的能力，企业也没有对话的能力;不仅仅公众没有养成对话的能力，社会组织也没有养成对话的能力。
所谓“对话的能力”，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和持异议者一起讨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发展至今，整个社会都仍旧不习惯于和反对方坐在一起讨论问题，尤其不擅长多个利益相关方坐在一起解决问题。
要养成对话的能力，目前最需要的是疏，而不是堵，是大量举办。打个比方来说，一条河由于修建了一座大坝，把原来奔腾的河流都变成了死水，把原来清晰可见的温暖河道变得阴沉冰凉。因此，要让河道重新回到自由奔流的生态状态，就需要拆坝、炸坝、除坝。当然，坝有了缺口、裂缝，水当然就踊跃上前，免不得泥沙俱下，免不得浊流暗涌。
如果这时我们就被吓倒，那我们就大大地缺乏社会生态系统发展的眼光了，我们就是在堵死自己的前行之路。
社会淤积的不满情绪必须要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听证会”中慢慢地疏导干净。一个久病淤滞的人，一定要做的是清理和排泄。这时候，如果继续还以害怕排泄和疏堵带来的小范围震荡为理由，而一次又一次拒绝和拖延，那么，最后只会导致社会机体自身百病丛生。
当今这个社会，要有生机和希望，只有两个办法。一是让公众能做主的由公众自己做主。二是该疏导时，坚决不能再堵塞和加压。我们过去已经为堵塞和加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听证会这样的方式出现得越多，社会就越通畅和明朗，政府、企业、公众、社会组织之间，关系就越和谐共存，越泰然互信。
公众其实不在乎这个听证会是小区级、街道级、还是省市国家级。公众和政府、企业一样，都需要大量地在圆桌上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然后，就会学会倾听、学会理解、学会讨论、学会谈判。
我们的听证会办得越多，社会越文明，生态越天然。呼吁全国各地无论大事小事，都大量地办起听证会。不仅仅为垃圾焚烧厂，不仅仅为PX项目，不仅仅为环境，而为了我们社会上所可能出现的一切。
（自然大学发起人 冯永锋/文）
原标题：为什么要多办“环保听证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