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癌症发病率与世界水平接近，但死亡率却高于世界水平。其原因是不注重体检和预防，大都是到了中晚期才发现。如果把2016年底前爆发的雾霾灾害比作经济发展中的癌症，中国社会对其显然也是缺乏预防和应对准备的。
从2016年12月16日起，一场持续重度空气污染席卷中国近1/5的国土，多地PM2.5指数频频“爆表”。石家庄市区内“世纪公园”监测点PM2.5和PM10一度双双突破1000微克/立方米；北京启动了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实施了工业企业停限产、施工工地停工、机动车单双号行驶、中小学和幼儿园停课等系列措施；靠近北京的河北某县甚至禁止餐馆和早餐摊营业，被民间戏称为启动了“绝食”抗霾模式。
严重的雾霾不但打乱了人们的生意和生活，也波及到人们的健康和心理。一时间，很多人谈霾色变。有无奈、有愤怒、有调侃、有思辨、有焦急、有淡定，一些人把雾霾当成灾难，议论着如何逃离北京、逃离雾霾；另一些人则把雾霾当成机会，营销各种防霾神器；当然，还有人在探讨应对雾霾的方法和策略。
要治理雾霾，就要先找到雾霾的成因。无论是相关部门还是专家学者，都曾宣称自己发现了雾霾产生的原因。他们各自宣布自己的研究成果，也都有自己的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蹊跷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却相互打架，让老百姓真伪莫辨。
病根找不到，治疗就没法做到对症下药，中国的雾霾治理就有些病急乱投医的味道。去发达国家寻找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虽然未必完全对症，却也不失为一种理性和有效的办法。于是，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的治霾方法都被网友们翻了出来。
中国的雾霾病是最近几年才发作的，但其病根却是从城市化、工业化的初期就埋下了。除气候原因外，雾霾是由污染物排放总量造成的，只要排放总量不能降到临界值以下，无论是人为控制哪类污染气体的排放，都阻挡不了雾霾的产生。当城市越来越大、楼房越来越高、人口越来越集中、汽车越来越多，工厂越建越快的时候，雾霾病实际上已经相当于到了“晚期”。所有人们追逐并自认为值得骄傲的繁华，往往都是病根的所在。
当提出城市化、工业化的目标时，每个人都会被城市化、工业化的美好前景所鼓舞、所激励。人们所想到的都是城市化、工业化的好，却很少有人去思考城市化、工业化可能带来的弊端。
“健忘症”和“适应性强”等社会病，会大大降低对于治理雾霾的急迫感。每当雾霾围城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喊出“逃离北京”的口号。然而，一旦北京有几个蓝天，就会有人激动地到处秀“APEC蓝”、“阅兵蓝”，甚至认为雾霾从此会远离生活。这群人和高喊“逃离北京”的大体是同一群人。
东风一来，大家就会忘记有霾的日子。拿发生在2003年的非典作例，处在非典惊恐中的人们，总结了各种预防非典的方法，几乎每个人都会像有“洁癖症”一样，认真反复地洗手。非典刚过，许多人就把洗手的方法和习惯忘得一干二净。如果谁到现在还能像非典期间那样认真地洗手，一定会被认为是有真正的洁癖。对于大多数人，雾霾不过是一种生意，从口罩到到空气净化器，从楼盘到工业除尘设备，会有很多产品把雾霾当做卖点，催热了“雾霾经济”。
“风暴式”和“运动式”治理等特色病，很可能会让雾霾治理流于形式。2013年9月，国务院颁发被称为史上最严“治霾”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此后，中央与各地政府共投入超过千亿元资金治理大气污染，结果并不尽如人意。突出的问题主要有三点，可以用假、偷、骗来概括。假是指虚假技术，一些宣称功能强大的“新技术”、“新装备”，很多还只是实验室成果，并不具备实用价值，却被吹上了天。企业买了之后，只能是弃置不用。偷是指偷排偷放，白天不排、夜晚偷排的现象普遍存在，不但是一些不具备治理能力的小微企业偷排，一些重量级的大企业也存在关停治污设备超标排放的问题。骗是指骗取或套取环保补贴，一些企业把财政补贴当成是生财之道，利用制度缺陷套取资金。2015年6月，环保部曾经发出公告，对2014年脱硫、脱硝设施存在突出问题的17家企业予以处罚。
一刀切式停产防霾殃及无辜，会造成奖劣罚优的结果。在雾霾严重时，要求企业一律停产、限产，会给企业造成大量的损失，这等于是对达标企业和非达标企业给予同样的处罚，对那些排放达标的企业是不公平的。在雾霾治理领域的不负责、不作为，不仅表现对污染企业查处不力上，也表现对特殊性问题研究和支持不够上。比如，有个木材加工企业用边角料和木屑烧锅炉，既减少了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又达到气体排放标准，本来是一项非常有利于环保的创新，只是因为没有用当地规定的天然气作能源，就得不到检验通过。
雾霾肆虐，表面看是治理方面的原因，深层次上则是预防不够。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发达国家在很多方面都为我们趟过路，所谓后发优势，就是让我们走别人探好的路，又不栽别人栽过的跟头。看到别人被石头绊倒了，然后在别人被绊倒的地方同样被绊倒一次，会是一种让人对智商产生怀疑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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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丨尺度分析--工业污染治理在雾霾形成中的主宰作用一目了然
原标题：不要风一来就忘掉雾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