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我面前的中国物资再生协会电子产品回收利用分会秘书长于可利,是一位帅气阳光的八零后,他介绍自己的职业历程非常简单:从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研究生毕业,在一家国企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回到了由导师李金惠教授担任负责人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工作了近五年;接着到联合国环境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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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做有“情怀”的事业 让中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利用与国际并行

2017-11-22 14:40 来源: 资源再生杂志社 作者: 郭燕

坐在我面前的中国物资再生协会电子产品回收利用分会秘书长于可利,是一位帅气阳光的八零后,他介绍自己的职业历程非常简单:从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研究生毕业,在一家国企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回到了由导师李金惠教授担任负责人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工作了近五年;接着到联合国环境署亚太地区办公室作为技术专家在泰国工作了两年,走访过东南亚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对电子废物、环境公约、废物越境转移、环境执法有了深入的理解;2015年进入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并于2016年发起成立了中国物资再生协会电子产品回收利用分会(以下简称“分会”)。

在访谈中,于可利向《资源再生》杂志介绍了自己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利用产业的感悟以及分会未来的工作计划。

开展“公益+回收”模式探索,推动正规回收渠道对接

于可利介绍,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领域,基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及其配套政策,我国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整套管理体系。今年是《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后的第7年,也是基金征收和补贴正式实施的第6年。随着政策的完善,我国规划内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企业基本上已全部进入市场。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共有29个省(区、市)的109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企业纳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企业名单,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规范处理量最大的国家之一,2014-2016年年处理“四机一脑”等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均超过7000万台。随着资质企业处理量稳步上升,我国行业管理及装备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部分企业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而随着补贴标准的变化,处理种类从电视机一种独大逐渐趋向多元化;随着各项新政策的实施,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行业遇到了许多问题和挑战,也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我国尚处于市场经济的初期阶段,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市场成熟度。许多百姓针对废旧电子产品的处置态度往往认为这些废品是可以换钱的,而一些先进国家的居民正相反,他们需要自己付费请正规企业来处理淘汰的家电产品,这就是基本国情的不同。咱们的老百姓大多数都会把废旧家电卖给社区里的回收点或骑着三轮车回收的“游商”,目前零散回收在全国仍然占据很大比例。据调查,目前我国还没有社区回收点具有正规的拆解资质,因此社区的回收网点是处理不了废旧家电的,回收网点回收的家电一部分卖给了正规处理企业,但还有一部分流入到了非正规的集散地。

废弃家电不同于普通的废弃物,随意拆解会对人体和环境造成危害。比如冰箱中的保温泡棉,它燃烧会产生二噁英等物质破坏大气层,正规的废家电处理企业会将这些泡棉进行付费处理。但在废品回收货场内,这些保温泡棉却被粉碎后卖了钱。于可利说:“这个泡棉其实就是冰箱的保温材料,这个保温材料含有一些化学物质,有一部分属于破坏臭氧层物质,还有一部分就是环戊烷这种物质。环戊烷这种物质它具有可燃性,在一定的浓度之下就会产生爆炸,所以如果处理不当,随意去打碎,或者随意堆放,有可能会引发火灾。如果控制不当,可能会发生爆炸事故。”

于可利介绍,近年来,老百姓更换电器电子产品的速度越来越快。根据调研,目前我国已沉积了10亿部废弃手机,每年置换下来的电脑、电视、冰箱和空调等其他废弃家电也数量巨大。但是,从废弃家电的回收链条看来,从老百姓家里出来的废家电,并不能直接被送到正规的处理企业进行环境无害化处理,回收渠道大部分是被零散回收商控制了,正因这个问题,正规处理企业需要向回收商“购买”这些废家电,造成废家电的价格水涨船高,回收渠道成为了遏制行业发展的瓶颈。

于可利表示,百姓一般只能接触到走街串巷的小商贩和家门口的社区回收点,而找不到正规的废弃电子产品处理企业。可是,正规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也不能把回收点建在老百姓的家门口。这是因为正规的回收处理企业必须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固定的人员、车辆等配套经营设施与环境,这些必备条件是企业经营过程中的成本组成。为了解决这类企业在实际经营中遇到的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国务院、国家税务总局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管理规定》中规定,对废弃电子处理企业进行适当的补贴。尽管有政府补贴的支持,但正规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也只是维持生存,解决这些处理企业面临的问题,还需要有切实可行的办法。

于可利认为,解决回收渠道的问题,应该把渠道建设和宣传教育结合起来,两者是相互依赖的,如果只有渠道建设,没有宣传教育,那么就会陷入和小商贩的低水平竞争,正规企业没有任何优势,如果只有宣传教育,没有渠道建设,那就会陷入“为了宣传而宣传”的尴尬境地。于可利认为在回收渠道问题上,公益环保的力量十分重要,应该探索“公益+回收”这种模式。因此,分会组织实施了“全国重点城市高校电子产品绿色回收示范活动”,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等重点城市的高校中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组织、推广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示范活动,促进以高校为中心的社区中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有效回收,宣传正规回收处理渠道,探索可持续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模式,节约、高效利用资源,以促进我国环境保护及循环经济的发展。该计划是在环境保护部指导下,由一汽-大众捐资支持,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主办的一项公益活动。目前,该活动已经在北京的一些重要高校(如北大、清华等)顺利开展,十月底开始将陆续在上海、成都等地分别举行。于可利表示,希望更多的高校与企业能够通过分会这一第三方非营利的平台“对接合作”,也期待这样的公益活动能够引起全社会持续关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与利用工作,逐渐将科学的回收与利用方式引入百姓生活。


发起行业诚信经营、绿色环保与科学发展倡议,树立行业形象

近年来,在政府主管部门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行业高度关注下,广大企业认识到合理回收利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与社会、生态和民众休戚相关,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重要工作。同时,加强深度资源化能力,构建良好的盈利模式,推动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对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在环保部门的日常监管工作中,也发现了存在个别企业拆解仿制废电器申领补贴等一些不诚信的行为,这严重影响了行业形象与进一步的发展。

为促进企业诚信经营,实现行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2017年7月份,分会联合相关企业共同发起“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行业诚信经营、绿色环保与科学发展”倡议,华新绿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伟翔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桑德再生资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什邡大爱感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四川长虹格润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凯燕电子有限公司、淘绿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业内近50家优秀企业代表一起联名向全社会发出了诚信经营倡议。

发力行业研究为国家推动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于可利认为,做好行业研究是行业协会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工作之一,只有这样,才能为国家制定产业政策提供技术支持,发挥市场传导作用,从而达到引导和推动行业发展的目的。

近年来,分会承担了多项国家部委委托的专项课题,如今年分会承担了环保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委托的《废弃小型通讯类设备回收利用现状及发展趋势》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典型拆解产物流向现状及趋势》项目。该项目针对报废手机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产物开展系列研究。拟重点调研、分析报废手机回收、处理处置现状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重点拆解产物的流向,并提出相关管理政策建议,指导行业健康发展。

加强行业自信推动制定行业标准

我国废弃电子产品产生量增长是非常快的,根据分会的预测,2016年进入补贴名录的14种产品,它的废弃电子产品产生量达到1038万吨,预计到2020年,能达到1550万吨,而到了2030年,将超过2000万吨,平均年增长率是7.5%左右。

于可利认为,中国的电子产品回收与利用在具体的品类操作上都是数一数二的,无论是技术、产业链还是在环保等方面,我们都不比国外差,甚至是优于国际水平的,因此我国的从业者和行业管理者要有行业自信。但从顶层设计来讲,我们则缺少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目前,国际上比较为公认的关于电子废弃物回收与利用的标准,一是在美国,二是在欧盟。如果中国的企业想要深入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需要制定自己的一系列行业标准。分会目前已开始启动相关工作,希望这些标准一方面能够提高我国产业自身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还能加快我们与国际的接轨,最终希望我们的标准能够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标准制定的同时,还要有行业认证,这样的双保险能够更加规范产业的发展与进步。


深入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推进政策扶持工作

废旧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处理涉及到国家法律、付费机制、相关回收处理责任体和政府的管制等因素。欧盟是最早关注电池回收和采取措施的地区,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立法,至今已颁布多部法令,在2009年就通过了电池回收法,要求成员国在两年内推出本国的法律,教给消费者回收的方法。随后欧盟各国制定了关于废旧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的立法,并在立法中规定制造商延伸责任制,同时,也促使制造商实施生态设计以便于废旧电子产品的回收处理。其中,德国作为欧盟中电子产品制造及废气量最大的国家,其废旧电子产品的回收网络体系及相关的技术也比较成熟。在德国,只有标明能够被回收和报废日期的电池,才能在市场上出售,消费者可以将使用过的各种类型的电池交送商店和废品回收站,这些地方都无条件接收,然后转送到处理厂进行无害处理;传统家电方面,先把冰箱、空调类的电器收集起来;其次是电视、电脑等家用电器将被送到专业的循环公司,由于它们含有大量重金属和有毒物质,因此将得到环境化的处理后再进行资源化利用。在法国,所有电子电器销售商在出售新品时不得拒收顾客返回的同类废旧电子电器产品,而生产厂家必须负责妥善处理这些废旧电子电器。涉及的电子电器垃圾分三大类,即家用电器、音像设备和电子办公设备,凡是需要用电、电池或蓄电池才能运转的设备都属于必须回收之列。

我国现阶段的发展已经具备了向欧洲部分国家取经、学习并实践的可能性和条件。于可利表示,我国目前已制定了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责任延伸政策指引,有助于引导生产企业深入开展生态设计,优先应用再生原料,积极参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和资源化利用。分会希望在这一有利政策的指引下,深入实践,切实把生产者的延伸责任落实到位,以点带面,在全行业进行推行应用。

于可利指出,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家电生产国和消费国之一。近年来,随着电脑、手机等消费量的增加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周期大大缩短。随着今年年初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的通知》,率先确定对电器电子、汽车、铅酸蓄电池和包装物等4类产品实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通知》与《指南》的颁布,使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的相关制度更加完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准入标准设置变得更为科学,也利于及时评估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目录的实施效果并进行动态调整。此次公布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加强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和使用管理,建立了“以收定支、自我平衡”的机制。它有利于强化法律责任,完善申请条件,加强信息公开,进一步发挥基金对生产者责任延伸的激励约束作用。


紧抓“一带一路”机遇,促进我国再生资源产业国际化合作

我国已经出台政策,明确限制再生资源进口,这对我国再生资源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与此同时,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目前已经进入了全面推进阶段。于可利认为,在再生资源产业领域,紧紧把握“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促进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再生资源产业合作,对促进行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于曾在联合国工作的经历,于可利对于东南亚地区的废物进出口政策、管理规定等都十分熟悉,此前他主编的《亚洲执法官员控制化学品和废物非法运输执法手册》中就收集了亚洲地区25个国家的废物管理规定、进出口要求及程序等,他很愿意为我国再生资源企业提供这方面的帮助。“特别是在电子废物方面”,于可利说“我有一个愿景,我非常希望能够看到中国的电子废物企业走出去,把中国的经验和技术带到更多的发展中乃至发达国家,解决当地的电子废物处理问题,也扭转中国电子废物处理的国际形象。”

在我们交谈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于可利接了三、四个电话,基本上都是商定工作时间和出差行程的。这位两个孩子的父亲,十分感慨:“我陪家人孩子的时间太少了,因为我的时间是用‘小时’来计的,到今年12月月底之前,每一天的工作基本上都已经安排好了;但这是我的情怀所在,所以完全可以‘苦中作乐’,因为这是我想用一生来做的事业。”难怪,短短一年,分会的会员已经涵盖了中国电子产品回收行业里90%以上的重点企业。

于可利对分会的定位是“专业化、国际化、知识化”。科班出身加上对于环保、海关管理以及产业的熟悉,让他给分会设定了一个不同于其他行业组织的目标。我们预祝中国物资再生协会电子产品回收利用分会在这位敢想、敢干的年轻的秘书长带领下,与政府、企业紧密携手,走出一条全新之路,并从中国走向世界。

原标题:做有“情怀”的事业让中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利用与国际并行 ——访中国物资再生协会电子产品回收利用分会秘书长于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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