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6’政策确实明显改善了28个政策实施城市的空气质量。” 香港大学统计与精算系教授朱柯告诉记者，“这项政策长期来看，会给北京市和天津市带来203亿元和150亿元的年收益，远远高于两市治理大气污染的投入。”
香港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团队近日采用新的因果分析方法，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以下简称“2+26”政策）为例，进行综合政策评估研究，得出了以上结论。
“2+26”政策明显改善28个城市的空气质量
2013 年9月，国务院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明确要求到2017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为治理三大重点污染区域之一的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生态环境部推行“2+26”政策。香港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团队从生态环境部数据中心收集各城市2015年至2019年的空气质量指数（AQI）数据，对“2+26”政策进行综合的评估研究。
朱柯介绍，团队的研究方法基于一个新的面板数据模型。“统计模型允许AQI数据背后有不可观测的个体及时间固定效应，且对各项重要的气象因子进行严格控制。”
在此模型框架下，通过对比28个政策实施城市和其他非政策实施城市的AQI数据，团队研究发现，“2+26”政策确实明显改善了28个政策实施城市的空气质量。
“从总体上来看，在政策实施后的两年内，28个城市所在区域AQI值平均下降9.338，PM2.5值平均下降4.704个单位，PM10值平均下降14.860个单位。”朱柯告诉记者，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2+26”政策的实施效果在时间和地域上存在较大差异。
从时间上来看，“2+26”政策在冬季（每年的10月至次年的3月）的效果最明显，但是在夏季（每年的4月至9月）的效果不太显著。这一现象表明，政策中针对解决冬季污染问题的措施（如“煤改电”“煤改气”工程等）要比其他全年实施的常规更措施有效。
另外，从地域上来看，28个政策实施城市形成一个闭合的地理边界，而每个城市的政策效果与其到此边界的距离有关。朱柯举例说：“距离边界较远的河北省石家庄市的AQI值按年大幅下降了14.760，而距离边界较近的山西省太原市的AQI值则按年只下降了2.879。”
项目参与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余华义指出，这种政策效果上的地域差异恰恰反映了“2+26”政策的特点，即以重点污染区域为中心，构建大范围联合防治网络带，有效防控由空气流通带来的污染溢出及渗入。
空气质量改善给社会带来经济收益
项目参与者、香港大学博士生张宁宁介绍，团队还对“2+26”政策做了详尽的成本收益分析。
一方面，基于地方财政环境保护支出数据分析发现，北京市和天津市对这项政策的年投入成本分别是93亿元和20亿元。另一方面，由这项政策带来的空气质量的改善，会引起人口健康水平改善的下降以及人口平均寿命的提高，从而给整个社会带来经济上的收益。具体来讲，基于人口健康水平改善数据，分析发现这一政策在北京市和天津市的短期年收益分别为15亿元和11亿元。
更令人振奋的是，基于人口平均寿命数据，团队分析发现，这项政策在北京市和天津市的长期年收益分别为203亿元和150亿元。这要远远高于其相对应的年投入成本。“按年投入产出比，北京市为2.34，天津市为8.05。”朱柯说，“也就是说，治理大气污染每投入一元钱，最高可以获得8元钱的收益。”
“虽然短期内因空气质量的改善而挽回的经济损失无法完全覆盖政策实施投入的经济成本，但是从长期来看，空气质量的改善可以延长人们的寿命，降低人们患病的概率。”朱柯指出，由此带来的长期经济效益要远远大于政策实施花费的经济成本。
总体而言，以上研究结果表明，“2+26”政策采取的“联防联控”思路对治理空气污染具有显著的效果。
今年3 月15 日，由于蒙古国的严重沙化问题，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经历了近10年来最严重的沙尘暴。朱柯建议，为解决此类空气污染问题，以往各国单打独斗的治理方法可能效果较差；相反，借鉴“联防联控”思路，推动多个国家采取联合防治的政策也许是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有效而且必
